2009年10月11日至12日，中美“二轨”高层对话首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国前国务委员唐家璇、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分别担任中、美方主席，美方代表团成员包括前国务卿舒尔茨、前财长鲁宾、前国防部长佩里、前参院军委会主席纳恩、前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费尔德斯坦、雪佛龙公司董事长奥赖利、前驻华大使芮效俭和基辛格公司总裁米斯克。中方代表团成员为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外交学会名誉会长李肇星、中国人民解放军前副总参谋长熊光楷、外交学会会长杨文昌、前驻美大使李道豫、外交学会副会长陈永龙、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袁明、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周大地。

 

 

 

12日下午，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出席会议的美方代表。

 

 

 

11日晚，戴秉国国务委员在钓鱼台国宾馆为美方与会代表举行欢迎晚宴。

 

 

 

唐家璇前国务委员致开幕词并发表主旨讲话。他指出，回顾中美关系30年发展史，我们可以得到两点启示：第一，两国关系的定位可以体现双方对彼此的认识和对两国关系发展方向的总体把握。第二，中美关系的定位在不同时期可以有不同表述，但其核心都是中美要合作而不是对抗。关于如何落实中美关系新定位，他提出四点看法：首先，双方要全方位扩大共同利益。其次，双方要切实培育战略互信。第三，双方要努力强化机制保障。第四，双方要在发展两国关系方面搞“全民动员”。同时他指出，要落实好新时期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是关键。而台湾、涉藏和涉疆问题尤为敏感。

 

在闭幕式上，唐家璇前国务委员表示，双方代表在这次对话中达成了很多共识，中美开展“二轨”高层对话有利于增进两国战略互信、推动双方交流与合作。我们要发展好这个对话，把它办出特色、办出活力、办出实效，为两国政府献计献策，为推进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美前国务卿基辛格致开幕词并发表主旨讲话。他表示，当今世界格局正在发生重大的结构性变化。现有的国际体系面临一系列重大的挑战。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都应放眼世界，以合作代替竞争，为了全世界的共同目标携手努力。中国面临的挑战和美国一样，双方要做的是加强合作，共同构建新的国际体系。双方应共同研究如何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寻求共同努力的方向。双边关系出现摩擦在所难免，有时通过非正式渠道进行沟通可能更为有效。

 

基辛格在闭幕式上表示，此次对话气氛友好、坦诚，富有建设性，并达成许多共识。美中合作对实现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美中拥有共同利益，面临共同挑战，两国政府应以更有远见的态度加强合作，在世界新秩序形成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他感谢中方组织者的精心准备和安排，表示期待明年适当时候与中方代表团在美国举办第二次对话。

 

 

 

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对中美关系未来发展提出两点期望：一是希望奥巴马政府着眼于中美稳定的中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摆脱每逢美国内选举即拿中美关系作为牺牲品的怪圈；二是希望美国媒体能够更加平衡地报道中国，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发挥积极的影响。

 

在介绍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的情况时，他表示，最近30年中国在工业化及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碳排放量增加很快，到2007年与美国的排放量已大致相当，但人均水平仍大大低于美国，相当于美国的1/4。依靠科技进步发展循环经济、节能减排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如中国的火力发电、钢铁、石化等单位产品能耗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现有碳排放可降低10%至15%。中国愿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希与美国、欧盟等合作开发清洁煤、碳捕捉和碳储存技术，并推进节能产品的应用。但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总能耗和碳排放仍将有合理增加，预计到2030年后才能逐步进入能耗和碳排放减少的后工业化阶段。

 

 

 

美前国务卿舒尔茨重点分析了当前正在发生的影响国际格局的一系列重大变化。一是各国人口结构变化对国际经济、政治和社会产生深刻影响。人口结构变化问题目前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但它将带来劳动力转移、人口老龄化、城市化发展等方面的诸多挑战。如何调整人口和劳动力政策来应对这些挑战对每个国家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二是全球化催生了一系列战略性问题，包括能源、资源安全问题等。美中双方应就上述战略性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与合作。

 

关于气候变化问题，舒尔茨表示，在气候变化谈判中纠缠于设定具体的减排目标是个错误。未来重点应是努力促使大家转变观念，注重实际行动。另一重点是加强研发合作。在此方面，中美已有所举措，希望双方能更新理念，继续加大合作力度。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名誉会长李肇星指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不是此前“中美战略对话”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这两个对话机制的简单叠加，而是对它们的整合和提高，是加强中美在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战略举措。他建议，双方可考虑就具体议题设立能在政治和技术层面发挥联结作用的专门工作小组（Poli-tech Working Group），对每项议题进行具体研究并争取取得实效。

 

 

 

中国人民解放军前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上将就中美两军交往及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等问题阐述了他的看法。他说，中美两军关系发展仍滞后于两国关系总体水平。当前两军关系交往存在三大障碍：一是美售台武器问题；二是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管辖权利问题；三是美国内法限制两军交往问题。建议美政府从三个方面为两军关系的发展创造条件。一是宣布任内不考虑新的对台军售项目。二是拓展和深化中美海上安全磋商机制，以含义更为广泛的安全定义代替现有的仅涉及海事安全的安全定义。三是废除或修改美国会《2000财年国防授权法》附加条款（即“迪莱修正案”）对两军交往的限制。

 

 

 

杨文昌会长主持开、闭幕式和第一节会议。他对解决朝核问题提出建议，认为“六方会谈”为解决朝核危机提供了有效框架基础。在朝核问题出现新的变化情况下，六方应考虑实现半岛无核化、建立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改善南北关系、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及美朝关系正常化、朝日关系正常化等六个方面通盘考虑的“一揽子”计划。

 

 

 

中国前驻美大使李道豫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回顾了30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指出中美“合作则两利，对抗则皆损”。他表示，尽管G2的提法出于希望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的好意，但他本人不赞成这一提法，因为这不符合中国对国际关系的基本主张和外交政策，还可能引起很多误解。

 

 

 

外交学会副会长陈永龙指出，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热战和冷战，没有赢家，未直接对地缘政治造成颠覆性的影响。但从其严重程度看，关系到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经济和秩序的建立和完善，需要各力量中心的有效合作。

 

由于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在应对这次金融危机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有些人不考虑中国仍是一个人均收入很低的发展中国家这一现实，过早地强调中国要挑战美国这一结构性矛盾。这种思维方式并不能正确地、有益地反映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也不利于中美两国和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历史轮替的输家往往是自己不能应对自身的挑战。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袁明教授表示，中美建交30年来的历史证明，对于中美这两个历史文化差异极大、现代化程度差别很大的国家，双边关系能发展到今天这样全面、深入的程度是了不起的成就。这其中，两国的创造性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是个富有创造性的国家。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证明，中国这个有着悠久历史与文明的国家，现在也处于极富创造性的历史阶段。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表示，今年中国经济实现“保八”应该没问题。他强调，美元持续贬值对中国是一个长期挑战。在相当长时期内，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不会改变，但其不稳定问题应得到解决。现在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是，华尔街的金融家们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同意进行金融改革，但随着经济复苏他们又开始游说阻挠改革，这给改革能走多远带来疑问。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就中美加强反恐合作发表了看法。他指出，中美在反恐问题上需进一步加强沟通和理解。在阿富汗反恐合作上，两国应秉持“分领域、分阶段、先易后难”原则，从经济领域的发展项目合作入手，制定阶段性合作目标，首先推进敏感度低、容易取得成果的项目。

 

 

 

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表示，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界面临一些重大问题，包括后危机的处理问题、全球模式从贸易交换模式向新的模式转换的问题、低碳经济作为一个新兴产业的发展问题、怎样解决金融风险的问题、在美元波动增加和地位下滑情况下储备货币多元化发展趋势问题等等。国际金融界应着重做好建立稳定的储备货币体系、有力的宏观与微观金融监管体系和新的治理机构三方面事情。

 

 

 

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周大地就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阐述了中方看法。他表示，中国将认真实行节约优先的能源政策，尽量减少能源消费的增长速度。中国还将认真开发国内能源资源，主要依靠本国资源，实现能源多样化，调整能源结构。关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他说，世界各国对哥本哈根会议寄予厚望。美国能否在中期减排目标上做出具体承诺是哥本哈根会议成败的关键。

 

 

 

美前国防部长佩里就防止核扩散发表了看法。他表示，核武器是冷战的产物。由于冷战结束时未把握住实现无核化的机遇，人类社会目前正面临核扩散的现实威胁。谈及朝核问题，他认为，解决该问题，对话虽然必要，但仍显不够。美方欢迎重启六方会谈，但各方应保持谨慎，更加关注实际结果。

 

 

 

美前财政部长鲁宾认为，美元长期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不应改变，形成一揽子储备货币建议的可行性仍需商榷。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有较大差距。哥本哈根会议是一项政治议程，很难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美前联邦参议员纳恩就反恐问题谈了四点看法，一是恐怖主义对全球经济和全人类危害严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更使其破坏性大幅增加。二是情报显示，基地组织这类恐怖主义组织正四处寻求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三是反恐对中美双方同样重要，理应成为两国及世界各国合作的重点。四是各方应共同谋划、协同演练，加强危机管理，以防范恐怖袭击并降低其影响。

 

 

 

 

美前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费尔德斯坦认为，奥巴马政府当前面临着就业和财政赤字问题。从近期看，美经济有所恢复，但随着明年政策刺激作用的减弱，不排除经济再度陷入低谷的可能。未来十年，美需要解决的主要是财政赤字问题，这需要中国的帮助。

 

 

 

美雪佛龙公司董事长奥赖利表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大国，美中都面临能源安全、经济竞争力和环境治理问题。两国应在以下领域加强合作：一是持续发展传统能源以保障长期经济增长；二是加快发展低碳能源供应；三是努力促进节能增效；四是加强环境保护和治理。

 

 

 

美前驻华大使芮效俭表示，他感到美中之间仍存在较深误解。中方对台湾、涉藏、涉疆问题可能导致中美发生潜在冲突感到担忧。而美方认为，中国经济扩张抢走美国工人的饭碗，以及中国成为军事大国挑战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地位，才是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

 

 

 

10月11日，唐家璇前国务委员为出席会议的中美方代表举行午餐会，邀请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就中美关系发表演讲并回答问题。

 

 

 

10月12日，唐家璇前国务委员为出席会议的中美方代表举行午餐会，邀请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解振华就气候变化问题发表演讲并回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