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概况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与人民共和国同龄，成立于1949年12月15日。外交学会是已故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倡导建立的新中国第一个研究外交政策和国际问题并从事人民外交的社会团体。周总理生前一直担任学会的名誉会长。陈毅副总理兼外长生前自1964年起也一直任名誉会长。周恩来、陈毅、邓小平、叶剑英、王明、李立三、蔡畅、胡愈之、高岗、罗隆基、廖承志、乔冠华等都曾是外交学会会员，有的还担任过外交学会领导职务。
外交学会创建时确立的宗旨是研究外交政策和国际问题并向中央提供外交政策建议。据此，学会早期的工作侧重于研究与中国有关的较重要而又急待解决的外交政策和国际问题，就重大国际问题发表意见，编印外交文献和国际问题丛书，举办专题报告会、座谈会等，并通过接待来访外宾，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友谊和团结。
1955年后，开展人民外交活动成为学会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从此，研究外交政策和国际问题以及开展人民外交一直是外交学会工作的两个基本方面，而接待外宾越来越成为外交学会开展人民外交活动的中心工作。迄今，外交学会共接待来自世界各大洲130多个国家和20多个多边组织机构的2,400多个访华团组，总计16,000多人次。外宾多为政界上层人士，包括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内阁成员和未建交国的领导人，国会要员、朝野政党领袖、王室贵胄以及国际组织负责人等，还有金融、工商、学术等各界人士和社会名流。
五、六十年代，随着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民主运动蓬勃发展，外交学会通过各种途径从道义上和政治上支持亚非拉国家人民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和维护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为六十年代中国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奠定了基础。
在同未建交国家的交往中，外交学会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以日本为例，从1952年中日两国重开人民之间往来至1968年的十六年间，外交学会接待了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前军人等政治、经济、文化各界知名人士代表团107个，总计780多人次。学会不仅是同日本进行民间交往的一个主要渠道，而且一度被授权做了一些双边关系中具有官方职能的工作，如人员往来签证、侨民回国、海上捕鱼、航运通商、贸易结算等问题的解决。外交学会实践周总理关于"以民促官，官民并举"的人民外交思想，广交国际朋友，推动建立和发展国家之间友好合作关系等方面，起到了广泛联络和铺路架桥的巨大作用。
1969年至1971年，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外交学会工作中断，1972年恢复活动。
七十年代是中国同西方国家外交关系大发展的时期。从1972年起，外交学会成为中国与美国进行民间交往的主渠道之一。据统计，自1972年至2002年，外交学会共接待了4,710位美国客人，其中多数是上层政界人士和社会名流，这为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发挥了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
随着我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外交学会的国际交往也相应增多；用人民外交独具的灵活、多样和广泛性等特点，加大了进行学术研究和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力度；编辑出版以国际政治、经济、外交、安全等为主要内容的英文版《外交》；举办中外名人演讲会和报告会，并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以及双边关系交换意见；组团出访，在国内外组织和参加双边或多边研讨会，同各国政治家、国际活动家、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及著名专家学者建立联系，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探讨，以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从1977年至今共派出165个团组，对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多个研究机构和10多个多边组织进行访问和学术交流180多次，其中半数是参加不同类型和规模的研讨会。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对外政策的调整，外交学会的工作有了进一步拓展。在扩大与各国上层政界人士的交往，介绍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同时，还开展了与一些国家金融界和经济界知名人士的交往，促进了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发展。
冷战结束后，在国际政治多极化、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大国相互关系重新调整的新形势下，外交学会的人民外交活动进一步面向全世界。它同各国政界人士，特别是与主要大国政治活动家的交往更趋频繁，同一些国家的思想库、智囊团的往来显著增多，与周边邻国相关社团的联系更加密切，同原苏联、东欧地区的国家也建立和发展了学术交流与相互往来关系，逐渐形成了全方位的人民外交格局
外交学会创建时确立的宗旨是研究外交政策和国际问题并向中央提供外交政策建议。据此，学会早期的工作侧重于研究与中国有关的较重要而又急待解决的外交政策和国际问题，就重大国际问题发表意见，编印外交文献和国际问题丛书，举办专题报告会、座谈会等，并通过接待来访外宾，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友谊和团结。
1955年后，开展人民外交活动成为学会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从此，研究外交政策和国际问题以及开展人民外交一直是外交学会工作的两个基本方面，而接待外宾越来越成为外交学会开展人民外交活动的中心工作。迄今，外交学会共接待来自世界各大洲130多个国家和20多个多边组织机构的2,400多个访华团组，总计16,000多人次。外宾多为政界上层人士，包括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内阁成员和未建交国的领导人，国会要员、朝野政党领袖、王室贵胄以及国际组织负责人等，还有金融、工商、学术等各界人士和社会名流。
五、六十年代，随着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民主运动蓬勃发展，外交学会通过各种途径从道义上和政治上支持亚非拉国家人民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和维护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为六十年代中国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奠定了基础。
在同未建交国家的交往中，外交学会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以日本为例，从1952年中日两国重开人民之间往来至1968年的十六年间，外交学会接待了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前军人等政治、经济、文化各界知名人士代表团107个，总计780多人次。学会不仅是同日本进行民间交往的一个主要渠道，而且一度被授权做了一些双边关系中具有官方职能的工作，如人员往来签证、侨民回国、海上捕鱼、航运通商、贸易结算等问题的解决。外交学会实践周总理关于"以民促官，官民并举"的人民外交思想，广交国际朋友，推动建立和发展国家之间友好合作关系等方面，起到了广泛联络和铺路架桥的巨大作用。
1969年至1971年，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外交学会工作中断，1972年恢复活动。
七十年代是中国同西方国家外交关系大发展的时期。从1972年起，外交学会成为中国与美国进行民间交往的主渠道之一。据统计，自1972年至2002年，外交学会共接待了4,710位美国客人，其中多数是上层政界人士和社会名流，这为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发挥了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
随着我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外交学会的国际交往也相应增多；用人民外交独具的灵活、多样和广泛性等特点，加大了进行学术研究和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力度；编辑出版以国际政治、经济、外交、安全等为主要内容的英文版《外交》；举办中外名人演讲会和报告会，并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以及双边关系交换意见；组团出访，在国内外组织和参加双边或多边研讨会，同各国政治家、国际活动家、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及著名专家学者建立联系，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探讨，以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从1977年至今共派出165个团组，对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多个研究机构和10多个多边组织进行访问和学术交流180多次，其中半数是参加不同类型和规模的研讨会。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对外政策的调整，外交学会的工作有了进一步拓展。在扩大与各国上层政界人士的交往，介绍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同时，还开展了与一些国家金融界和经济界知名人士的交往，促进了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发展。
冷战结束后，在国际政治多极化、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大国相互关系重新调整的新形势下，外交学会的人民外交活动进一步面向全世界。它同各国政界人士，特别是与主要大国政治活动家的交往更趋频繁，同一些国家的思想库、智囊团的往来显著增多，与周边邻国相关社团的联系更加密切，同原苏联、东欧地区的国家也建立和发展了学术交流与相互往来关系，逐渐形成了全方位的人民外交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