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 联合国原副秘书长、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陈健大使做客新华网，就联合国、中美、中日关系、等问题与广大网友进行交流。

　　主持人：各位网友上午好，欢迎收看新华国际访谈。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新华网与外交学会联合推出“中国外交60年”系列访谈，今天是系列访谈的第三场，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联合国原副秘书长、前驻日大使陈健，请他与网友一起分享他40多年的外交生涯。欢迎您，陈健大使。

　　陈健：大家早上好，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和新华网的网友们交换意见，我愿意就联合国、中日关系和中国外交及国际关系等问题和大家交换意见。

　　主持人：陈大使，我们经常提到“联合国”这个名词，那么联合国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机构？在国际事务中起到哪些作用？

　　陈健：首先要解决一个误区的问题，大家谈到联合国就认为它是一个独立的、单一的主体，实际上联合国是由不同的机构组成的，很难说哪一个机构就能单独代表联合国。另外联合国是由有主权国家组成的。

　　联合国成立时主要是维持世界和平和安全，二是促进世界的发展。从它成立到现在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到现在为止世界大战没有打起来，除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这样一些比较大的战争以外，世界上还没有发生过比较大的战争，联合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另外，联合国在促进发展方面和促进原来一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独立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联合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只有50几个国家，现在发展到了有192个国家，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联合国在反击非殖民化的推动下取得了独立，加入了联合国，他们取得独立后联合国又帮助他们建设自己的国家，在这方面联合国都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主持人：您当时在联合国任职期间主要承担哪些方面的工作？

　　陈健：我主要是分工管理联合国大会和大会管理。从这个名字可以看出来是分两部分，一个是联合国大会的运转。大会主席如何主持联合国大会，使得它能顺利进行，在这方面我是起大会主席的参谋作用，因为每届大会主席都是从地方轮流选出来的，大部分还是各国外长，他们担任大会主席之前对联合国大会如何运作没有切身体会，我们就是帮助他，提出执行意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充当参谋的较色。另外就是会议管理，所有联合国会议的服务工作都是由我们这个部门完成的。

　　主持人：联合国有“文山会海”之称，那您在联合国期间有没有对此进行改革呢？

　　陈健：您刚才提到的“文山会海”，这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第一个代表团长乔冠华他谈到联合国的感受后，说联合国既有用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官僚机构，在形容联合国这个机构的时候他用了这个“文山会海”。我这个部门恰恰是管这个“文山会海”的，去了以后发现就是由于以前管理不善造成这个“文山会海”，造成我们部门管理效率低下，也使经费几乎每年都超支。我去了以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妥善管理，改变这样的情况。

　　联合国有这样一面，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官僚机构；但联合国也有另外一面。它是官僚机构是因为他要给所有的成员国以同等待遇。在联合国改革中我们经常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平衡民主和效率的关系。如果把民主发展到极限，那每个联合国成员提出的要求都应该予以同等重视予以满足；如果考虑到效率就会影响到成员的平等权利。所以我们改革中要处理的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平等和效率之间找到平衡点，使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对我们的改革方案都能接受。

　　主持人：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如何？

　　陈健：我们既是发展中国家一员，又是常任理事国，使得我们在联合国有着特殊的地位。

　　随着我们国力的增强，联合国对中国的期望也在提高，要求中国参与更多联合国的事务，并为联合国多方面的任务，无论是维和还是经济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我们多边外交的空间也大大扩大了。

　　主持人：有网友问，联合国各成员国的力量和作用是否均衡？

　　陈健：既均衡又不均衡，联合国大会192个成员国都是平等的，每个成员国都有一票，所有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都要192个成员国中多数赞成才能通过。从这个角度来说联合国大会是联合国主要机构中最民主的机构，但是遗憾的是大会通过的决议没有强制力。联合国内最不民主的机构也是效率最高的机构，那就是安全理事会，15个成员国，10个是非常任理事国，5个常任理事国只要一票反对其他14个国家赞成，这个决议就通不过。所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代表了联合国建立的理念，就是联合国要在大国一致的情况下开展合作，安理会通过的决议是有强制性的。所以安理会是联合国主要机构中最不民主的机构，但是它通过的决议又是最有约束力和效率的。

　　举个例子，比如说以色列问题，联合国安理会每次要在阿拉伯国家提出提案，对以色列所做的侵犯阿拉伯人特别是巴勒斯坦人权益的行为表示谴责的时候，那肯定是要受到美国反对的。由于美国拥有否决权，所以安理会到目前为止没有通过任何谴责以色列的决议。但是同样一个决议在安理会否决后，阿拉伯国家就会拿到联合国大会里表决，就可以以绝大多数票通过，美国等国家投反对票并不影响决议的通过。大会道义的力量显示出来了，但是它并不能约束以色列，也不能约束美国。

　　主持人：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种两难的境地，就是一方面您要代表联合国的利益，特别是向秘书长负责需要做出某种决定时，而这个决定可能与中国的外交利益有所偏差？

　　陈健：应该说还没有碰到过。因为中国的根本利益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目标是一致的，这个大方向的一致决定了中国的利益和联合国不会有很大的冲突。另外联合国主要是对大国的，在关键问题上是尊重大国的利益的，比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当然小的问题上是会有所不同。

　　我们所有联合国的国际职员，包括副秘书长就任的时候都以一定的方式宣誓，不再接受自己本国政府的指示，只按照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秘书长的指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做任何只有利于自己国家而违背联合国宪章和秘书长意志的事情。由于我们国家所处的地位，我们的意志和联合国宪章和秘书长并没有太多的冲突，但是在联合国和中国立场一致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建议将一些事情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比如台湾问题，我在任那时候还是陈水扁时期，每年台湾都要鼓动它的所谓“建交国”到联合国提出所谓“台湾重返联合国问题”。联合国有明确立场，在1971年大会决议恢复我们代表权，这个问题应该是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了。联合国的立场是清楚的，但是联合国从程序上来说不能阻止任何国家提出议题，所以大会主席就面临着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敏感点。从大会主席角度他也不希望把这个问题炒大，从台湾的所谓“建交国”来说他们是接受了台湾的资助和支持希望尽量把这个问题炒大。中国的立场很明显，当然不希望这个问题在大会上超过，所以从内心上来讲我们和大会主席的内心愿望还是一致的。我就利用我本人和我这个部门所处的地位——给大会主席出谋划策的同时，帮他安排会议的进程，尽量缩短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缩小它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