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APEC引领合作发展方向及其价值观
       2014年是APEC成立25周年，也是中国第二次做东道主。
       十几年过去了，国际形势以及地缘政治和经济都有了很大变化。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随着时代变迁量变进程的加速发展和力量对比的历史性变化，APEC 也在与时俱进，进一步发展和演变，一步一步更上一层楼。
       APEC是国际上最重要的区域性合作组织，一直在战略上引导着合作发展方向。它的“核心价值观”从一开始就是“平等伙伴关系”、“自主自愿，协商一致”以及开放性和包容性；战略目标和诉求始终是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合作发展。它一路走来，尽管有各种干扰，仍能坚持原则，顺应时代潮流，而且不断深化。
       从战略层面观察，二十多年来，它主要取得了以下引人注目的成就:
       （一）1993年西雅图会议，领导人庄严承诺要“深化APEC大家庭精神”。这是在政治上引领APEC发展方向。当时，由于条件还不够成熟，包括中国在内，各方面对其重要性和历史意义认识还不足；美国想搞“共同体”，也由于不切实际没有成功。现在时代不同了，适时推进和深化，很有必要，它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时代性。
       （二）1994年印尼做东道主，经过多轮磋商，领导人达成一致，宣布要实行APEC 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而且有两个时间表，即发达成员要在2010年完成，发展中成员要在2020年完成（简称“茂物目标”）。后来又制定了“大阪行动纲领”，规定所有成员都要全面地和无条件地执行“茂物目标”，同时，有一个例外条款：当其成员遇有困难时，允许有“灵活性”。这是在经济上引领APEC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合作发展方向，也是意义重大和深远的。
       （三）1996年制定和宣布了“APEC方式”，即承认APEC成员的多样性（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不一样，社会制度、文化历史和宗教等都不一样）；允许灵活性和渐进性；遵循自主自愿和协商一致原则，平等互利；集体制定战略目标，各成员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达标措施。当年宣布要深化大家庭精神时，未来得及探讨什么是“大家庭精神”。“APEC方式”实际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成了“大家庭精神”的灵魂，丰富和发展了APEC价值观，使其成为“新时期国际合作的全新方式”，对本地区乃至全世界都“至关重要”，实际上具有了新时代的“普世价值”。
       这些战略性成果，为APEC的发展和国际影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十几年来， APEC正是在这些战略性的指引下运作和开拓前进的。
       磋商、协调和合作发展始终是APEC的主旋律，但近25年来，也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各自利益有异，战略考虑不同，矛盾和斗争在所难免。最大的分歧和博弈，主要是秉持什么样的价值观，是坚持“平等的伙伴关系”，还是一家或几家说了算的问题，也就是“主导权”问题。说实话，发达成员、特别是美国，并不喜欢“平等伙伴关系”和“自主自愿”原则。它们更多的是关心自己产品的市场准入，尤其是“主导权”，而这正是广大发展中成员不喜欢的。
       2014年中国做东道主，共同商定的主题词是：面向未来的伙伴关系，要共商APEC 一体化大政方针，推动建立自由贸易区、加速互联互通，以及创新合作，不仅要推动如期和提前完成茂物目标，而且要着力推动APEC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更上一层楼”（茂物目标的“升级版”）。20年前，美国热衷于搞由它主导的APEC“共同体”，但条件不成熟，也不合适，未能如愿。现如今，时代不同了，条件也比较成熟了，它20年前主张的自由贸易区和一体化，现在正当其时。美国理应大大“给力”。否则，人们不禁要问：美国是不是变了？难道又要另搞什么新花样？聪明的美国人应该明白：“一支独秀”固然值得羡慕和骄傲，但“孤芳自赏”毕竟不讨人喜欢。一支花或几支花，也许有点“春意”，但毕竟不是完美的春天。人类社会需要的，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是一个万紫千红和阳光绚烂的春天，一个“合作共赢”与“共同繁荣”的春天。
二、平等的伙伴，重要的贡献
       1991年，中国与APEC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中国以主权国家身份、中国台北和香港以地区经济体身份同时加入了APEC，并出席了汉城（现在的首尔）会议。从此，APEC便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因为，一个没有中国参加的APEC，就不成其为名副其实的APEC；一个没有APEC 的中国，也是不可想象的。
       在APEC，中国一直是一个平等的伙伴成员，始终遵循、维护和坚持APEC共同制定的基本原则---实际上也就是它独特的“价值观”：平等的伙伴关系，自主自愿，协商一致，以及开放性和包容性。尽管有的成员块头很大，但APEC 从来没有、也不承认有什么“老大”和“老二”。
       二十多年来，中国对APEC发挥了什么作用？有过那些贡献？
       从总体和综合的角度看，中国在APEC领导人承诺要深化“大家庭精神”、制定有两个时间表的“茂物目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协调作用，坚持了务实和互利原则，反对恃强凌弱，维护了发展中成员的利益，对APEC 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起到了稳步推动的正面作用。
       从战略层面看，中国对APEC的贡献有两点值得铭记：
       （一）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带向21世纪？
       1993年APEC领导人第一次非正式会议前夕，邓小平很有针对性地提出“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带向21世纪”的问题。他指出,本世纪是人类文明大有进步、科技和生产力大放异彩的世纪，也是战乱频仍、很不安宁的世纪。本世纪打了两次世界大战，扔了两颗原子弹，其它冲突和局部战争不计其数，把这个世界搞得乱糟糟的。现在冷战和两极格局已经结束，国际关系发生了一些积极变化，同时也爆发了许多地区冲突和错综复杂的矛盾，天下还很不太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面临新的严峻挑战。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带到二十一世纪，这是我们这一代领导人必须认真探索和解决的重大问题。他还说，到本世纪结束还有好几年，我们还来得及做些事情，应该有所作为。如果经过我们的努力，克服困难，排除障碍，为人类迎来真正的和平与繁荣，那么世界人民将会感到我们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大好事；如果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世界还是一个乱糟糟的、没有安全感、经济艰难的世界，我们就向世界人民“交不了账”。作为新旧世纪之交的领导人，历史注定我们要承担这样的责任。
       后来，在西雅图APEC领导人第一次非正式会议上，江泽民主席据此发表了“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带到二十一世纪”的著名讲话（主旨发言），为APEC的健康发展，以及营造“APEC大家庭精神”，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个讲话无异于一颗和平与精神的“原子弹”，震撼了世界，表明中国心中不仅装着中国和APEC的命运，也装着整个世界，装着世界人民的疾苦和希望，装着人类的未来；而且，高度概括了二十世纪的主要经历和问题，描述了世界人民对新世纪的基本希望，指出了世纪之交领导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后来胡锦涛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显然与此有关。习近平提出的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更是中国外交战略的传承和创新。
       （二）“APEC方式”的诞生和生命力
       1993年，APEC领导人庄严承诺要努力深化APEC“大家庭精神”时，还来不及探讨究竟什么是“大家庭精神”。经过三年的实践，中国于1996年苏比克领导人会议上提出“APEC方式”：一是承认多样性（APEC成员在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等很多方面差异很大）；二是强调灵活性、渐进性和开放性；三是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协商一致、自主自愿的原则；四是单边行动与集体行动相结合。这些原则实际上照顾了合作伙伴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承受能力，使他们不同的权益和要求得到较好的平衡。
       苏比克会议《领导人宣言》明确指出，“按照APEC方式深化大家庭精神，对于APEC在本地区和全球发挥积极影响是至关重要的”。1997年温哥华会议上，APEC领导人又进一步指出，这是当今“国际经济合作的全新方式”。当时，除个别发达国家对此有点“勉强接受”外，发展中国家普遍感到高兴，认为这实际上是构建“APEC大家庭”不可或缺的支柱，反映了冷战后世界人民追求和平、发展与合作的愿望，体现了真正的平等伙伴关系，肯定了“协商一致”和“自主自愿”等一系列基本原则，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
       十几年来，APEC之所以长盛不衰，正是由于这一“方式”的独特作用和它指引的方向。
       如今，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正在逐步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发展中国家大面积兴起正在推动我们时代的变迁，促使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历史性变化。
       从这次会议的主题词不难看出，中国顺应时代要求，正在做出新的贡献；会议通过的重要决议和声明，以及中国关于建立“亚投行”等一系列强大的经济支持，势将推动APEC 向着自贸区和一体化大方向迈进，让APEC大家庭更加兴旺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