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美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比较突出，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中美关系在走下坡路。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仍在进行之中，有人认为，美国从尼克松1972年访华以来所实行的与中国接触的政策失败了，“中国现在是并将在今后几十年中都是美国最主要的竞争者”，美国应当减少与中国的合作，加强对中国的制约、平衡和防范。中国也有学者认为，中美关系进入了“新常态”，两国之间的竞争性因素突出了。笔者的看法有些不同，笔者认为中美关系虽然有些变化，但基本面是健康的，合作仍然是两国关系的主流。


　　中美两国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在继续深化。201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达到近5600亿美元，在世界贸易低迷的情况下，中国第一次超过加拿大成为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仍然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海外持有者，两国金融市场密切联动，高度相关，在经济上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在增加。现在中国不仅是美国跨国公司的生产基地，而且是美国许多公司的重要市场。通用公司在中国的汽车销量已经超过在美国的销量。苹果手机不仅在中国组装，也在中国销售，中国已成为它的最大销售市场。中美经贸关系的这一变化不仅对美国企业有利，对中国消费者也是有利的。中国在美投资大幅度增长，去年达到了创纪录的150亿美元，涉足美国的制造业、房地产、娱乐文化等多个产业。现在中美两国的主要关注都是国内事务，尤其是经济。中国既要稳增长，又要实行经济结构的转型；美国也面临着重振制造业、创造就业、削减财赤等艰难任务。两国应该相互帮助，使对方的经济增长和转型获得成功。帮助对方就是帮助了自己。而如果有一方没有取得成功，另一方就很容易成为替罪羊。美国可能指责中国“操纵汇率”、“不公平贸易”；中方可能指责美方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实施反倾销、反补贴等等。合作才能双赢，这一点在经贸关系方面是看得再清楚不过的。
　　不仅经贸关系是这样，在安全方面同样如此。2015年7月，伊核六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德国）在与伊朗经历了马拉松式的谈判、尤其是最近3年的密集谈判之后，达成了伊核问题全面解决的协定，完成了一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是一件大事。它捍卫了国际核不扩散体制，避免了中东地区的一场核竞赛，甚至可能避免了一场地区战争的不祥前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与美国、与国际社会进行了充分的合作。在近年来两国元首和高层的会晤中，在两国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伊核问题都是一个重要内容。中国一直坚持履行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劝和促谈，既坚持通过外交和政治的方式解决伊核问题，又表示伊朗要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是促进派、促谈派。中方建设性地参与了全面协议谈判的全过程，为推动解决浓缩铀和解除制裁等难点问题提出了有益的方案和思路。全面协议达成后，中方又同各方一道，积极开展协议执行准备。特别是在阿拉克重水反应堆改造问题上，中方同美、伊等各方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推动达成了“官方文件”和“谅解备忘录”，为协议“执行日”的顺利到来创造了条件。在2016年4月初的核安全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又就构筑国际核安全体系提出了多项重要主张，强调中国坚持言出必行的原则，忠实履行国际义务和政治承诺。在其他许多安全问题上，如销毁叙利亚的化学武器、阿富汗的和平与民族和解等等，中美两国的合作对地区形势的稳定都是至关重要的。
　　奥巴马政府一再表示过中美合作对应对全球挑战的重要性。在今年地球日（4月22日）得到签署的《巴黎协定》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气候变化是当今人类面临的一个共同挑战。“绿色新政”是奥巴马执政的一面旗帜，多年来，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方面的合作一直是中美关系的一个亮点，在历次战略与经济对话中这方面的成果丰硕。2014年11月奥巴马总统访华与习近平主席进行“瀛台夜话”和2015年习近平主席访美与奥巴马总统进行“白宫秋叙”时，两位元首都就气候变化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并向国际社会做出了庄严的承诺，表明了两个能源消费大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意识到自己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率先垂范，正在引领国际社会创建一种新的国际机制。中美两国的合作对国际社会共同努力获致2015年11月巴黎会议的成功起到了关键作用。今年3月底两国领导人会晤时又再次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将采取国内步骤以便尽早参加《巴黎协定》，并推动协定的全面实施。中美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共同努力将成为两国合作伙伴关系的长久遗产，它也是两国合作双赢促进全球共赢的生动事例，雄辩地表明了两国合作对发展全球治理的重要意义。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美合作可以办成许多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


　　在近年来关于中美关系的讨论中，“修昔底德陷阱”是避不开的话题。一些美国学者以国际关系史上新兴大国挑战现存大国、并最终引起冲突和战争的事例断定，这也是中美关系的宿命。也有中国学者怀疑中国能否在现存国际体系中崛起，并认为两国的战略摊牌难以避免。这里的关键是要厘清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
　　中国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走过了两个大阶段：改变自己，适应世界；改变自己，影响世界。到本世纪初，中国的改革开放基本是一个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国的口号是“与国际接轨”，也就是改变自己，适应世界，利用好现存的国际体系，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有关部门清理、废除的各种大大小小的政策、法规数以千计，因为这些规章不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定。美国没有排拒中国融入国际社会，1979年两国关系实行正常化之后，邓小平立即对美国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高调开启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大门。1980年3月、9月中国先后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成员国地位，并开始与这两个国际金融组织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有13亿人口的中国成为当今国际体系的完全成员对于美国来说是意义重大的。它使国际体系具有了过去三十年来所没有的完整性和合法性，而由于这个体系实际上是美国主导的，因而也使美国的这种主导地位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
　　中国是现存国际体系的得益者，现存的国际秩序基本上保障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安全环境和良好的经济环境。中国也是这个体系的维护者、建设者、贡献者。中国维护核不扩散体制是中国维护现存国际秩序的一个典型事例。 1998年5月，印巴相继进行了核试验，从而有可能引发南亚次大陆的核竞赛，破坏国际军控机制。中美两国一起迅速作出反应，协调政策立场，共同倡议召开安理会“五常”外长会议（6月4日），“五常”就南亚核试验发表的联合公报被接受为安理会第1172号决议，成为处理南亚问题的指导性文件。两国在印、巴核问题上的合作为国际社会有效制止南亚核竞赛、维护地区和平作出了贡献。朝核问题是又一个例子。中国在六方会谈中发挥了东道主、参与者和美朝之间的调停人的三重作用，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扬。布什总统和美国高官一再对中国发挥的作用表示赞赏和感谢。由于朝核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现在问题变得更为棘手。但中、美等国仍然坚持各方于2005年9月19日达成的《共同声明》，仍然坚持通过和平的方式谈判解决朝核问题。
　　中国的发展本身是对联合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对世界经济的重大贡献。在1998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中，在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中，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与国际社会一起积极应对。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年份，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0%，现在虽然中国增长趋缓，但贡献率也仍然有25%。
　　随着中国的发展，进入本世纪，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本身已经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的重要变量。美国决策者看到了这种新变化，看到了中国的巨大潜力，但对中国如何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又不确信。在2005年9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了中美是国际体系的“利益攸关方”的概念。基辛格评述说：“佐利克的讲话相当于邀请中国成为国际体系的特权成员和塑造者。中国接受了“利益攸关方”这个概念，2006年4月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时表示，中美双方不仅是利益攸关方，而且应该是建设性合作者。
　　中国坦率地指出，现存的国际体系中有不公平、不合理的成分，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不够公平。世界是发展的，国际体系也要与时俱进，适应世界的变化。但中国不寻求颠覆现存体系，不寻求在现存国际体系之外另搞一套，而是寻求与国际社会合作对现存体系进行改革、补充和完善。中国提出建立亚洲投资银行、“一带一路”都是为了尽到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国际责任，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也是对现存体系的补充和完善。中国不是要另起炉灶，不是要推倒重来。中国的倡议与现存体系是互补的，可以相得益彰，不是矛盾、对抗和互相排斥的。


　　中美关系中确实有许多摩擦、分歧和竞争。其实，从中美建交以来这三十多年，没有什么时候两国关系中没有分歧。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问题。如三T（台湾、西藏、纺织品）、人权、最惠国待遇、知识产权、贸易逆差等，这些都曾经成为某个时候的突出问题，更不要说“炸馆”和“撞机”使两国关系受到的冲击了。但中美关系的主流一直是向前发展的，有的矛盾解决了，有的缩小了，有的搁置起来了。应当说，通过这三十几年的实践，两国对于处理分歧、管控危机还是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就拿现在最突出的南海问题来说吧，有时候被炒得沸沸扬扬，甚至有媒体称“南海是全球最危险的地区”，但实际上那里没有出什么大事。首先，南海问题不是中美关系的全部，两国之间各方面的关系都在继续发展，要实事求是地看待南海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分量，不要把合作视为理所当然，而片面夸大了分歧，更不要进行渲染和炒作；南海问题也不是声索国之间关系的全部，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的经贸关系仍在快速发展，如中菲的双边贸易额在2010年是277亿美元，到2015年增长到430亿美元，足见它们在发展方面的共同利益了。因此不能夸大南海问题。其次，这里是和平、稳定、富有活力的地区，与世界上一些地区战乱频仍、动荡不断的情况完全不同，这里的商业航行和飞越自由是有保障的，周边国家的经济都在蓬勃发展，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第三，尽管南海问题上的争议方立场迥异，但大家都不愿意诉诸武力，都赞成和平解决争端。第四，中美都不想因为南海问题打仗。中国不想打，是中国的和平发展的方针决定的。美国想打吗？未必。本世纪以来，美国发动了三场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战争没有解决问题，却把中东和北非打乱了，使该地区陷入了长期的、无休止的动乱之中，美国自己也付出了巨大的人员和资源的代价，搞得债台高筑。美国是想通过南海问题来牵制中国，显示它在地区的存在，尤其是军事存在，以及在地区事务中的主导权，显示它履行对盟友和朋友的承诺，但它也承担不起与中国正面相撞的代价。
　　中美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是可控的。现在，两国之间从首脑会晤到各层面的交流与沟通渠道畅通。尤其是近三四年来，两军关系比冷战以来任何时候都热络，双方又达成了“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这些都表明了双方避免军事冲突的意愿。自然，双方要寻求如何更好地建设性地管控这个分歧。
　　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方面是，自2009年11月两国政府决定建立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以来，两国人文交流和合作得到大幅度发展，现在每天都有上万人飞越太平洋两岸。中国在美留学生已跃居在美外国留学生首位，占到总数的1/3。两国民间的交流促进了双方的相互了解。美国华人精英组织“百人会”最近发布的“2016年公众态度调查”显示，6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美国的重要合作伙伴，57%的美国民众对中国抱有好感，均为2007年以来最高。但与此同时，超过7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美国造成严重或潜在的经济和军事威胁。这说明构筑两国新型大国关系是有民意基础的，但双方仍面临信任缺失的障碍。要克服这个障碍，也只能加强合作，达到双赢。
　　中美关系历来是利益驱动的，不同的是，双方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在不断拓展，两国的相互依存将继续发展，在两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都会越来越感受到对方的存在，越来越感到谁也离不开谁。中美合作双赢也必然带来国际社会的共赢。


　　从二战结束以后美国一直是国际体系的主宰，冷战结束后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的发展使美国产生了被追赶、被超越的感觉。奥巴马总统在2011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把它称作“我们这一代人的斯普特尼克时刻”。这种焦虑感目前在美国是比较普遍的。
　　为了回应这种焦虑感，为了避免中美两国的战略误判，继续推动两国之间各层面、各领域的合作，把分歧和竞争控制在健康的范围之内，在2013年6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的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向奥巴马总统提出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议，双方就此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主席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概括为三条：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第一条是底线，中美这两个大国如果发生冲突和对抗，不仅对两国、而且对全世界都是不可承受的灾难，对这一条，两国都是赞成的。要做到这一条，两国就必须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至少是不挑战这种利益和关切。至于合作共赢，既是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途径，也是结果，前面已经讲到了，过去三十多年两国关系基本就是合作共赢的，两国都从合作中得到了许多好处。合作共赢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中美关系唯一正确的选择。
　　对于中国来说，与美国合作是一个战略抉择，而不是出于策略考虑。邓小平是把与美国合作同中国现代化道路结合起来思考的，并将稳定和积极的中美关系视为实现国家富强的首要外部条件。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许多情况变化了，但中国的这种战略思考没有实质性改变。中国的崛起不是以取代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作为目标的。虽然中国的国力得到了大发展，但中美两国国力的绝对差距仍然很大。中国的发展任重道远，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的和平发展既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也是时代的要求。中国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图挑战美国的全球卓越地位（Pre-eminency）。实际上，现在世界上没有谁能取代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
　　自然，中美关系如何发展不是单方面的事情，它取决于中美双方的态度。正如有的美国学者所说，如果把中国当作敌人，这就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美国应该进行心理上的调整。中国的崛起是历史的必然，既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多极化使然，不是谁可以阻止得了的。中美两国要互相适应，互相磨合，互相妥协，使两国关系的大船不要偏离新型大国关系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