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季刊
变动中的亚太格局与应对之策
张蕴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中国亚太学会会长
亚太地区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其在世界经济中的权重很大。与此同时，亚太地区又是中美利益及矛盾的交汇点，亚太地区的局势发展是各国的关注点。因此，如何理解当前的亚太格局是十分重要的。
一、亚太地区经济新格局
从经济上看，亚太地区形成了北美消费、东亚生产这样一种大结构。在这个架构下，东亚地区生产的扩张高度依赖于北美的消费增长，形成一种“危险的平衡”。在这种平衡架构之下，美国制造业向东亚转移，经济逐步服务业化，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降低到10%左右。东亚则正好相反，大量吸收来自美国的投资与之有关的产业链投资，经济的主体结构制造业化，服务业所占的比重在下降。在东亚生产，北美消费这样的结构下，资金流动却出现了逆向性，即东亚积攒了大量的美元，这些资金以非直接投资的形式向北美流动，逆向流动让美国成为借贷国，东亚地区成为投资者，由此，东亚需要的直接投资资金又从美国流出，这是另一种“危险的平衡”。
2008年的次贷危机就打破了这两种危险的平衡，出现了消费和制造的结构性分离，以及资金流动回转链条断裂。首先，由于信贷危机，美国消费的扩张力消失了，甚至可以说是萎缩了，反馈到东亚的制造业上就是东亚的制造业开始遇到冲击，失去了外部支撑的基础，也没有扩张的动力。我们看到，这就是为什么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几乎绝大部分制造业都没有想到这次金融危机的调整需要这么长时间。已经8年了，今后还需要多少年，现在还看不清楚。为什么这么慢呢？重要的原因就是—新的平衡没有形成。那么，未来可能形成新的平衡吗？未来新的平衡的结构方向还不明确，到底是建立在一种什么样的结构上？
首先是如何重建平衡，是不是需要重建内部结构，来寻求新的突破。比如美国下大功夫，要重建制造业。迹象表明，美国正试图这么做，通过提供优惠措施，让制造业回归，让制造业比重大幅度提高。要让制造业重回美国，困难不少，但看来下决心要做。就美国来说，重建内部结构的重点在哪里？恐怕优势不在传统的产业，在创新产业。这个方面如何，还要看。就东亚而言，也不会回到只为自己生产的道路，还是要参与分工，但是，要提高内部消费的能力，提高服务业比重。未来，东亚重构服务业的潜力相当大。当然，东亚在制造方面有优势，不能丢。除了日本，还有韩国，还有中国，马来西亚等，因此，要大力发展制造业。如果东亚区域内部消费能力提高了，又有结构调整，发展服务业，应该可以重建经济增长活力。不过，重建的动力有多大，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还值得研究。
再则是如何创建新的增长机制。新的增长机制在哪？我觉得，亚太地区发展的潜力还是在东亚地区。现在，我们有一个新的思路—发挥东亚的增长潜力主要在于改善东亚发展中国家的综合发展环境。“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推进新型发展合作，重在通过改善发展环境，发挥经济综合发展的潜能。现实的情况是，“一带一路”沿线的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主要是外部依赖型的，其内部的基础环境差，综合发展潜力发挥不出来。东盟提出了互联互通建设，但是它缺乏资金，因此，进展很慢。东盟建成了自贸区，内部关税基本为零，但要增加内部的贸易和投资很难，为什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综合的发展环境差，特别是基础设施不完善，往外走容易，往内部拓展反而难。“一带一路”建设从基础设施入手，改善东南亚的基础发展环境，这样，东盟内部的发展潜能就可以更好的发挥出来了。几年前，我就提出，不要光把努力的重点放在开放上，还要注重开展合作，改善综合发展环境，来拉动经济的内在发展动力。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改善互联互通，可以激发东亚的发展潜力，形成新的增长区域，拉动亚太地区整体的经济关系结构的重构，这是个大思路。
第三是如何创建东亚新的活力。东亚的制造业中心过去是中国，经过调整扩展，现在接替的是越南，从未来的发展看，印度加入的潜力很大，也就是说印度会加入东亚行列。当然，这也有争论，因为印度是一个以服务业为主体经济的国家，制造业不强。但是印度现在制订了制造业发展的蓝图，莫迪上台之后对过去的发展规划有很大的调整。这样的话，在东亚地区，中国的潜力还在，越南、印度等新的制造业聚集地正在崛起，所以，东亚很可能形成一个新的制造业中心。这个新的制造业中心不仅仅是地区的，而且是世界的。
第四是如何推动亚太地区的合作。亚太地区经济链接紧密，需要开放合作的大框架。1989年，亚太地区建立亚太经合组织（APEC），目的是想构造一个单一的、高度一体化的、开放的、合作的亚太区域市场和区域经济。但是，后来由于1997年的金融危机以及其他的一些原因，出现了多向发展，APEC的失去了对亚太地区一体化构建的主导影响力。2010年APEC通过领导人声明推动亚太自贸区（FTAAP）建设，2014年中国借APEC领导人会议在北京召开让FTAAP进入建设进程，中美牵头进行战略性研究，2016年战略性研究报告完成，领导人同意继续推动FTAAP建设，但现实地看，其建设进程会很长。英国退出欧盟让人们对区域合作进行反思。过去谈区域合作，一般认为，路径是先建自贸区（FTA），后一步一步提升，建立共同市场，然后成为共同体，这似乎是一个从低到高的发展定势。从现在看来，这个路径难有普遍适用性。东亚的情况很复杂，要建成一个统一的地区组织很难。当年东亚区域合作红火的时候，希望推动东亚峰会机制建设，以替代“东盟+”的对话结构，但后来没有成功，也有人提出来在东亚推动统一货币建设，当时日本很积极，但后来也没有进展。东亚地区将来可能永远也不会有一个统一的区域货币和统一的区域合作组织。东亚地区需要合作，但是合作的形式多样，东盟成功了，把10个国家聚拢起来，建设共同体，但要把东盟扩大到东亚也难。面对新的形势，有关区域合作的问题也值得反思。美国抛开中国搞高标准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TPP不能解决美国的问题，也会使亚太地区分裂，让TPP成为亚太地区的主导模式行不通。由于TPP成员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很大，TPP协议不可能达到美国原来设定的标准，而过度让步的协议，必然遭到国内利益集团的反对。在美国大选中，无论是民主党的希拉里，还是共和党的特朗普，都表示反对TPP。而当选的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将退出TPP，转向双边谈判。
东盟主导东亚16个国家谈判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没有美国参加，如果模式定的好，肯定谈得成。RCEP要有自己的模式，适合东亚地区的经济结构和未来发展需要。RCEP不能以TPP为模板。原来，参加TPP的东亚成员，如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都希望RCEP尽可能多的吸收TPP的内容。如今， TPP 不能实施，RCEP可以放下包袱，构建适合东亚的结构。RCEP不要希望一揽子解决所有的问题，只能逐步深化。
原来想，就亚太地区而言，将来，理想的办法是把两个合起来，或者直接推动亚太自贸区（FTAAP）的建设，但是这两个办法都不容易。特朗普总统退出TPP，让TPP夭折，RCEP在继续进行谈判，美国退回孤立主义和双边主义，在此情况下，如何继续推动亚太的合作，需要新的方法和新的动力。从现在的情况看，美国对谈判FTAAP也不会感兴趣，亚太合作如何推进，值得研究。
二、亚太力量对比新格局
亚太地区力量对比的转变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因为它影响很大，既影响经济，也影响政治。在亚太地区力量转变中，最突出的就是中国经济力的提升带动了综合实力的提高。中国经济力提升，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成为了亚太地区拉动经济的主体因素。在经济的新增贡献中，无论是从地区，还是从世界，中国的贡献占比美国多得多，成为对亚太和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因素。特别是，中国综合实力提升，对亚太地区的国家间关系产生巨大的影响。就国家间关系而言，综合力量很有意义。鉴于国家的主体力量主要体现在总量指标，即便中国的人均GDP到2050年以后仍将居全球中位，但总体实力会居前位。一个国家总量指标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动员力，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如此重视中国综合力量的快速提升。
亚太地区力量以往发生过大的变化。日本曾经提升为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日本缺乏像中国这种综合的实力提升。日本是一个“不完整的国家”，它没有独立的安全构建能力，依托在美日同盟之上，所以它没有形成综合力量提升。日本的崛起主要在经济，这就是当年为何美日之间发生那么激烈的贸易摩擦。中国不一样，它是综合力量提升，因此，摩擦不仅发生在经贸领域，还有安全。
在力量转换中，还有一个因素是预测影响力。现在几乎所有的预测都认同，2050年之前中国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一旦预测被接受，就是力量，各国就要按这个趋势做准备。像马丁•雅克，他就写“当中国统治世界的时候”，这样一个预测定论对于亚太地区的影响很大，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我们自己不接受G2，实际上却在亚太形成了中美两大力量对决的一个架势。从现在来看，大家都认为中国离美国还差一大截，但是加上预测这个因素，大家都相信了。这个预测对于力量的对比分析，制定政策的影响非常大。还有，中国作为一个后起者，被认定对霸权美国形成全面的冲击和挑战。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曾经强大，后来衰落，现在又复兴的大国，更令人敬畏。从认识上，很多人认为，一个新复兴的国家会从新起点上去重构，而像中国这样一个曾经的世界强国不同，会把失去的东西要回来，这两个因素就使得外界对中国的预测认识变得更为复杂。我们看到，现在的许多矛盾，都受这两个因素的综合影响。
尽管中国是在现行国际和地区体系上崛起，但中国崛起带来的影响还是多方面的。从经济上，中国要树立新增的竞争力，复兴就是重建辉煌，把曾经失去的重建起来。“一带一路”建设是推进新型发展合作，但重提丝绸之路，也有“唤回逝去的记忆”的含义。中国曾经是世界强国，这个“唤回”也会让人们担心，担心中国想重新构建主导地位。就安全领域而言，冷战结束后，这个领域主要是美国主导，未来保持原样是不行的。中国提出要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秩序。美国对构建这种新型关系和秩序担忧。中国反对强权，声明不会称霸，但怎么才能让人相信中国推动建设的新体系是平等的、合作的、和平的呢？中国的崛起让很多国家感到焦虑，其中有大国，也有小国，这些就形成了一种抱团的趋势，要对中国进行制约，很多国家在各种力量之间脚踩两只船，权衡各种利益。因此，亚太地区的关系和合作面临中国崛起和美国战略重构的复杂挑战。
三、亚太地区热点新特征
在力量转换之中出现了热点搅局问题，许多大局方面的事情因此被搅乱了。热点问题过去也有，但是没有现在这么热。像东北亚，朝鲜半岛，似乎又回到对抗的老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东北亚的主导趋势是推动协商、合作，但美国搞重返亚洲，朝鲜搞核武器试验，韩国搞萨德部署，让合作让位于对立和对抗。这种热点升温和对抗升级能不能降下来？会不会继续升级呢，大家都非常担心。朝鲜半岛危机重重，各方不仅不让步，还在升级，一是南北对抗，无解，二是大国参与无共识。美国大选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政策变化，还要观察，韩国国内政局不稳，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也有待观察。不过，有一条是可能是共识，就是打起仗来太危险，也难有全胜者，这可能是一条红线，制约对抗升级。过去，东北亚曾分享过六方会谈取得的积极成果，但是，现在似乎又回到老路。看来，对抗一时难以降温，对话合作难以启动，将来能不能，什么时候重新回到协商对话的状态，还值得观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发挥大作用，要有影响力的战略，到底应该怎么选择，如何发挥大作用，值得研究。
南海问题因菲律宾单方提起诉讼和单方仲裁以及美国加强介入而变得紧张。面对复杂的形势，南海问题如何解决，出路到底在哪里？我看，恐怕不能太急，太燥，要冷静观察，等待时机。领土争端最难解决，需要时间，静观求变可能是一个好的战略。我认为，在争端升温的情况下，需要推动“公共产品”的建构。当然，公共产品，无论从概念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比较复杂，关键是要有理念，要有行动，让大家接受。比如，当年，我国提出“主权归我，搁置争议，联合开发”，就是在坚持主权不放弃的情况下，寻求和平、合作的目标，推动联合开发尽管效果不理想，但缓和了形势，推动了合作意识和行动。公共产品是一家提供，还是共同提供？公共产品能有哪些？特别是，中国的战略怎么样来定位？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随着菲律宾国内政局的变化，黄岩岛局势发生转变，合作代替对抗，这很好。关于南海领土和领海、专属经济区争端，有些学者建议共享主权的概念。共享主权接受起来挺难，比如，中国和菲律宾在黄岩岛共享主权，可能双方都很难接受。菲律宾提出，先把岛屿放一边，把海域变成共同捕鱼区，把泻湖变成保护区，这可能是一个好的思路，这比搁置争议又近了一步。
南海出现了新的变局，中国的战略在变，中国有越来越大的能力来掌控这个地区，但其他的势力也在干预，所以南海就变成了一个地区力量的博弈场所。南海最重要的是稳住大局，中国要打发展合作这张牌，求最大公约数。美国炫耀武力不解决问题。
东海也升温。东海问题的实质就是中日力量的转化，近代日本崛起，掌控了东海，二战日本战败，美日成了亲密的盟国，钓鱼岛的问题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形成的问题。现在，中国的综合实力上升，2010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现在已经是日本的两倍多了。中日之间的竞争是利益之争，会持续很长的时间。日本以应对中国崛起为目标打造新日本，在这个情况下，如何稳住中日关系非常的重要。同时，东海地区不仅是中日之争，还有美国在这个地区构建的秩序，因此，秩序转变需要时间，理想的状态是平滑进行，这既需要力量，也需要时间。
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是大局。既要靠自身不断提升实力和能力，也靠能把握外部环境的大局。亚太地区正在，将继续发生重要的变化，在诸多变化中，中国本身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变量，这是认识亚太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点，需要我们研究工作者以新的思维方式，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进行观察和分析。
（孙喜勤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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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根据张蕴岭研究员在2016年中国亚太学会年会上的主旨演讲整理而成，发表时作者进行了修改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