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随着经济体量不断增大和“溢出效应”逐步显现，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为世人所关注。过去五年，中国经济增速在较高水平上逐步放缓，2015年中国GDP增速由2014年的7.3%降为6.9%，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注，也有不少人表示担忧。的确，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支撑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的内外因素都在发生变化，但无论是从增长潜力还是从经济转型取得的进展看，中国有条件保持中高速增长。本文着重就认识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2016年中国经济走势和中国经济增长前景进行讨论和分析。
 
 
       （一）中国经济增长进入增速换挡期
       讨论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需要从更长的时间跨度去观察中国经济的变化。在经历了30多年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正在发生阶段性变化和系统性调整，这一轮变化和调整有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深度调整的背景，更重要的也是中国自身在高速增长阶段主要变量均衡关系被打破后的主动再平衡调整。
       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首先表现为增速换挡。自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在波动中下行已持续五年多，GDP增速从2010年10.6%逐步回落到2015年6.9%，下降3.7个百分点。若观察季度增长率，从2010年2季度至2015年4季度，经济增速在波动中下行已持续23个季度。经济放缓有全球经济环境变化等周期性因素的作用，但更主要的是受到内生结构性问题的影响，根本上是传统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到了需要系统性调整的阶段。
       进入新常态，依靠廉价要素大规模投入和潜在市场需求集中释放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发生根本变化。从供给条件看，2012-2015年中国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累计减少约1300万人，人口数量红利快速消失；土地、资源和环境硬约束进一步强化，综合生产成本快速提高。从需求条件看，按照可比的国际经验，城镇居民户均住房超过1套，千人拥有汽车超过100辆，“住”和“行”的市场需求会发生明显，我国分别在2013年和2014年达到了这一水平，房地产开发投资和汽车生产正在从过去两位数高速增长回落到个位数甚至逼近零增长。传统动力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减弱，而较长时期内还难以形成与房地产、汽车体量相当、带动作用相近的新动力。可以说，经济增速放缓正是内在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的反映。
       （二）经济增速放缓符合规律
       从国际比较看，过去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增速变化，与日本、韩国在高速增长阶段转换时的表现大体相近。2015年，按现价计算，中国人均GDP略高于790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约为11000国际元，大体相当于日本和韩国高速增长阶段结束时的人均GDP水平。2011-2015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7.8%，与日本、韩国高速增长阶段结束前五年的增速大体相当。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在1974年结束，之前的1969-1973年期间，经济年均增长6.5%。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大体上在1998年结束，1993-1997年期间，经济年均增长7.4%。通过比较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增速回落是一个相对缓和的过程，并没有明显失速。
       2015年中国GDP增速从2014年的7.3%降为6.9%，有人担心中国经济增速“破7”可能会强化经济下滑预期，甚至出现失速。事实上，7%并不是特别的分水岭，增速高一点低一点不是主要问题，关键要看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2015年中国城镇新增就业岗位1312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左右，居民收入实际增长7.4%，高于GDP增速0.5个百分点，物价水平基本稳定，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应该看到，中国正处在增长阶段转换期，当前的经济增速并没有明显偏离多数机构对中国潜在增长水平的测算。
       （三）经济转型正在取得积极进展
       在增速回落的同时，中国经济正在向更加依靠内需、依靠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转型。2015年中国消费增速自1999年以来首次超过投资增速，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4%，过去五年也一直稳定在50%以上。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用户，2015年网上商品零售额比上年增长31.6%，增速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快20.9个百分点。服务业比重达到50.5%，未来上升空间还很大，将对改善就业和收入分配产生积极影响。中国已建成大规模、高水平、成体系的基础设施，比如高铁运营里程接近2万公里，相当于全世界运营里程的60%。城乡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较2000年增加10平方米以上，居住条件明显改善。分区域看，31个省份当中，有10个省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这些省份常住人口数量总和超过5亿人。上述变化表明，中国在增长阶段转换中并没有放缓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正在向更高水平迈进。
 
 
       （一）外部经济环境仍有不确定性
       2016年中国经济走势既受到全球经济艰难复苏、新兴经济体增速明显放缓，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全球贸易持续低迷，美国退出量宽政策、美元延续升值周期等因素的影响，又将在与其他经济体的互动调整中影响世界经济。
       2016年的世界经济将难改“新平庸”表现。从最新的国际机构报告看，2016年全球经济将维持“低增长、低通胀和多风险”态势。发达经济体将延续温和、不均衡的复苏态势，增长率略有回升，这主要得益于美国、英国经济转暖，以及石油价格下跌和宽松的金融政策。新兴市场内部明显分化，整体增长不容乐观，受强势美元和需求放缓等因素影响，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拉美、中东、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结构性矛盾凸显，增长可能陷入停滞。发达经济体温和复苏有利于我扩大外贸出口，但受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影响，2016年我国外贸增长仍难有明显好转。
       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低迷将削弱资源输出国已相当脆弱的增长前景。从2012年以来，美元再次进入新一轮升值通道，对大宗商品价格起到抑制作用。在全球产能过剩和科技创新加快的背景下，大宗商品需求难有明显回升，价格继续走低的可能性较大。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将导致资源输出国收入减少，进口大幅收缩，进而影响到我国外贸出口回升。
       美联储退出量宽和启动加息仍将是影响全球经济的重要因素。随着大量资本从新兴经济体撤离，导致脆弱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货币进一步贬值，债务风险进一步显露。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既受到资本外流、人民币汇率预期变化的直接影响，又受到其他新兴经济体需求收缩、风险释放的间接影响。
       （二）2016年中国经济有望筑底企稳
       2016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还将继续释放，但随着投资增速逐步趋稳、化解过剩产能实质性启动和增长动力转换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有望筑底企稳。
       一是固定资产投资有望探底。投资增速一直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2015年投资增速回落到10%，比上年下降5.7个百分点，2016年将继续回落到个位数，并将逐步探底。房地产投资增速可能触底。近两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大幅回落，2015年仅增长1.0%，比上年回落9.5个百分点，预计2016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将放缓到零增长或负增长并逐步见底。制造业投资增速将逐步企稳。受产能过剩的制约，2015年制造业投资仅增长8.1%，比上年回落5.4个百分点，预计2016年还将轻微放缓。基础设施投资高位回调并逐步回稳。2015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长17.2%，比上年下降4.3个百分点。受投资回报率和地方融资能力制约，2016年基础设施投资将有所回调，但仍将高于公共财政收入增长。
       二是化解过剩产能将实质性启动。在制造业经历了“井喷式”扩张后，近年来，伴随经济增速下行和内外需市场需求不足，产能绝对过剩和周期性过剩同时显现。以钢铁和煤炭为例，2014年，中国粗钢产能超过11亿吨，但产量为8.23亿吨，产能利用率仅为74.8%；煤炭产能40亿吨，在建产能11亿吨，但产量仅为38.7吨。到今年1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已持续47个月负增长，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表明过剩产能拖累工业企业整体盈利水平，必须痛下决心对过剩产能进行“外科手术”式去除。2016年2月，国务院下发了煤炭、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标志着化解过剩产能将实质性启动，这对改善市场预期，增强市场信心将起到重要作用。
       三是增长动力转换加快推进。随着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成本上升、约束持续强化，旧动力高速扩张期已经过去，迫切要求从提高要素生产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中挖掘新动力。培育发展新动力，关键在于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中国新一轮改革将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从而有助于提高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中国正在建设创新型国家，2015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达到2.1%，已是世界上研发投入第二大国。正在推动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将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动能。科技创新将助推中国提高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经济的潜在产出水平。
       综上所述，2016年中国经济仍处在探底过程中，在投资增速趋稳、化解过剩产能启动、新动能加快形成的条件下，本轮经济放缓的阶段性底部有望在2016年出现，全年经济增长仍可达到6.5%以上，后两年经济增速将逐步企稳，总体上呈现L型增长态势。
       （三）需求管理与供给侧改革相结合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叠加的结果，但深层原因还是结构性问题。当前，结构性问题主要是供给和需求不匹配、不平衡、不协调，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供给结构调整跟不上需求结构变化，无效供给过多，有效供给不足；低端供给过多，中高端供给不足。2010年以来经济在波动中下行的态势表明，扩大投资需求的边际作用正在递减，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宏观调控必须重视需求管理与供给侧改革的有效结合，在做好需求管理，保持总需求基本稳定的同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推动中国经济在更高水平实现新的平衡。
       需求管理要把握好度，既不能超越社会承受能力，又不能出现大面积流动性紧缩。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当加大力度，阶段性提高赤字率，适度扩大赤字规模；调整中央与地方债务结构，提高铁路、水利、农村电网、生态环保等重大项目中央出资比例；继续实行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税，推进营改增扩围。稳健的货币政策要适度灵活，保持新增贷款和全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适度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冲外储资金流出；完善利率走廊机制，加强预期引导和管理。
       供给侧改革要加大力度，重点是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推动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当前，要从化解过剩产能和处置僵尸企业入手，摸清底数，把实际情况摸准摸透；明确产能削减目标，加快出台人员安置、债务处置、资产重组等具体政策措施，消除企业退出的各种制度性障碍，财政和金融支持政策与地方产能核减挂钩；积极探索用市场化方法出清产能，促进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领域转移到高效率领域，从已经过剩的产业转移到有市场需求的产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一）中国具有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潜力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但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的基本特质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保持中高速增长仍具有潜力和条件。
       一是国内市场潜力不断释放。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购买力增强，国内市场的总体规模加速扩大，消费率将逐步进入上升通道，消费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个性化、高端化、服务化消费特征更趋明显。特别是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快速成长，旅游休闲、交通通信、医疗保健、养老服务、教育培训、文化娱乐等服务型和发展型消费比重上升，网络消费、信息消费等新兴消费不断兴起，将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动力。
       二是人力资本提升空间巨大。家庭规模缩小后对教育的投入大幅增长，政府的教育投入占GDP比重超过4%。中国每年毕业大学生超过700万人，受过中等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毕业生超过600万人，海外归国留学人员达到30万人以上，城市25-34岁年龄段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已达到34%，接近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为传统意义上的中低端人口数量红利向中高端人才质量红利转换创造了条件。
       三是科技创新能力加快提升。近年来，中国科技投入大幅增长，2015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14220亿元，其中企业占76%。科技创新取得明显进展，在高速计算机、载人航天、核物理等基础研究领域取得一系列前沿性成果，在高铁、核电、高压输变电、移动通信、家电等产业领域进入国际前沿。全球前十大互联网公司中，中国企业占有四席。“互联网+”改变了传统企业生产模式，深化了线上和线下的融合，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共享经济等新业态或新商业模式日新月异。
       四是城镇化发展还有很大空间。2015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超过7.7亿人，城镇化率达到56.1%，虽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仍明显低于人均GDP相近的国家或地区，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有望突破60%。城镇化持续推进将创造基础设施和住宅建设的巨大投资需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将形成巨大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形成强劲的拉动作用。
       五是区域回旋空间仍然较大。中国作为一个区域差异较大的国家，客观上形成了要素和产业发展的互补性，增大了经济增长的回旋空间，东部沿海地区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向内地转移，使产品的生命周期得以拉长。这种特有的回旋空间，使低成本比较优势在跨区域产业转移中延续，并使各区域在不同产业层次上发挥动态比较优势。
       六是深化改革的空间较大。深化改革将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从而提升潜在经济增长率。虽然相比较于过去，受“利益格局更加复杂多样”的牵制，推进改革的难度增大，但经济增速放缓后各种矛盾水落石出，正在唤醒改革的决心。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和优化服务，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放宽市场准入和打破行业垄断，将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二）中国仍将是全球经济的稳定锚和动力源
       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6.9%，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根据IMF公布数据，按照可比价格计算，2015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9.8%。过去五年，都保持在20%-30%之间，是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
随着经济体量不断增大，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互动效应空前增强，中国的经济转型和政策调整客观上会形成一定的“溢出效应”。总体上看，中国经济转型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正面和积极的。
       在贸易层面，近年来，中国占全球进口贸易比重没有下降，中国仍是许多经济体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国际上有人提出中国经济放缓拖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事实上，中国2015年原油进口净增加2712万吨，谷物进口净增加1319万吨，大豆进口净增加1034万吨。2015年前11个月，美国、欧盟27国、日本加上中国一共进口商品9.15万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占比接近17%，与前五年的比重基本相当。
       在金融层面，由于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相对于广泛的贸易联系，中国与世界的金融联系并没有那么紧密。不少国际金融机构也认为，国外金融机构持有的境内人民币资产规模有限，中国金融市场波动可能带来的直接影响较小。2015年8月11日中国汇率形成机制调整，以及股市波动，引起全球资本市场的过度反应，这主要是通过预期渠道实现的，与全球经济低迷环境下形成的悲观情绪是分不开的。
       总之，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规模近11万亿美元的经济体，仍将发挥世界经济稳定锚和动力源的作用。同时，中国正在推进的经济转型也将对世界经济形成关联影响，其他经济体也需要适应这种变化并携手应对，共同开创全球“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