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季刊

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制度保障

陈东晓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毛瑞鹏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所研究员


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首次在国际场合提出“命运共同体”理念。十年来,中国秉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升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和共同实践。面对日益严峻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已经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的正确发展方向

共同体意识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然而,当今世界正在经历剧烈的动荡变革,人类前途命运笼罩在巨大阴霾之中。尤其是,霸权主义、零和思维仍大行其道,集团政治强势回归,地缘政治冲突升级,经济全球化进程衰退,全球发展鸿沟加剧,全球性挑战日益严峻,各领域国际合作面临巨大障碍。

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国际有识之士对人类社会面临的严重不确定性已经表达了强烈关注。2022年9月,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提出:人类正处在“历史转折点”,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共同考验”。面对冷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世界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关于人类社会相互依存、命运与共的意识不断高涨,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各国人民的前途所在,唯有坚持团结合作,才能避免人类社会再次滑向对抗和分裂的深渊。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破解全球治理难题的中国方案,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宗旨使命,体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自提出以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理念和奋斗目标。202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强调指出:“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历经十年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共鸣的重要理念和愿景,并与“人类大家庭”“国际共同体”等概念相互映衬。2017年2月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多次载入联合国大会、安理会、经社理事会、人权理事会等国际机构的相关决议,成为中国向世界提供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已经逐渐形成多层次、广领域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路径。在地理区域方面,中国与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确立了包括共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中巴命运共同体、中越命运共同体、中哈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上合命运共同体等伙伴关系建设目标。在议题领域方面,中国秉持协商对话、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的基本原则和价值目标,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习近平主席在一系列重要国际场合先后提出打造人类安全共同体、人类发展共同体、人类人文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重要主张。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亟需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当前,改革全球治理体系迫在眉睫。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言,全球性挑战的核心是全球治理的失败。伴随人类面临的重大跨国性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全球治理赤字已经成为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严峻挑战,突出表现在治理成效不佳、治理成果分配不均、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等诸多方面。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一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破解全球治理难题提供了新智慧和新方案,为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了强大动力和指明了正确方向。另一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以新型全球治理体系为制度支撑。不论是就制度保障而言,还是就现实需求而言,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都已经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路径和重要着力点。

首先,过时的全球治理体系无法满足应对空前复杂的全球性问题所急需的综合性应对方案。当今世界正进入到一个以易变、不确定、复杂和模糊为特征的所谓“乌卡时代”。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经济失衡、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全球性公共问题,超出任何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范畴,要求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合力加以应对。然而,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存在机制碎片化和理念分歧等多重缺陷,已经证明无法适应和破解新挑战、新问题。古特雷斯秘书长就指出,从全球卫生到数字技术,从全球经济金融系统到应对气候变化,当今的许多多边框架都已经过时,无法保护旨在支持人类福祉的关键性全球公共产品。他认为,世界迫切需要一个更好的全球治理体系,以恢复公平,拯救可持续发展目标,维护人类大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平等和不可剥夺的权利。

其次,不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存在严重历史不公,对世界和平和全球共同发展构成严重限制和阻碍。在二战后国际制度的创建过程中,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处在被殖民、被奴役状态,集体缺席或处于从属地位。获得政治独立后,发展中国家面临振兴经济、实现独立自主发展的重要任务。然而,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获得平等的代表性和话语权不仅关乎尊严,而且关乎安全和发展利益。为此,国际社会要求建设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2022年9月,古特雷斯秘书长在第77届联合国大会上就直截了当地表示:“今天的全球金融体系是由富裕国家几十年前创建的,为它们的利益服务,扩大并强化了不平等,需要进行深刻的结构改革。”

再次,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无法有效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和诉求,因而严重缺乏合法性。不容忽视的是,尽管全球治理在表面上是以维护全球公共利益为目标,然而权力政治的影响却是无处不在。纵观世界近现代史,全球治理体系是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和西方列强主导国际事务的国际权力格局下逐步确立起来的。由资本逻辑和权力政治逻辑所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的结果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往往以“治理”之名行“统治”之实。为此,有学者就指出,全球治理体系看似为累积的复杂国际社会问题提供了公开宣泄和缓解的渠道,实则是为资本主义世界应对来自边缘国家、地区和组织的各种挑战,稳固自身统治全球化的权力争取了必要的缓冲空间。在不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下,发达国家通过在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等方面的垄断地位获得并维持着对发展中国家的优势性权力。近年来,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为维护霸权私利肆意操弄国际制度,竭力阻挠正常的国际合作。这种通过垄断国际规则来遏制和打压别国发展的做法,对各领域国际合作造成严重毒害。全球治理体系的这种不合理状况,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普遍诉求及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的客观现实形成鲜明对比,越来越引起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强烈不满。

三、中国是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推动者

十年来,中国旗帜鲜明地主张加强国际合作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共二十大强调指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越来越突出。

第一,积极引领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均衡、包容、可持续的方向演进。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坚定支持力量。一方面,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另一方面,中国明确反对保护主义,反对某些西方国家的所谓“筑墙设垒”“脱钩断链”等错误政策。十年来,中国持续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连续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主动建设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这些举措有力地推动了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贡献了力量。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前总干事卡洛斯·马格里诺斯就表示,中国已经成为推进全球治理的负责任的贡献者,是拉动世界经济摆脱危机的主力军。

第二,不断丰富和发展全球治理知识体系。当前,各国所秉持的全球治理思想和模式偏好差距甚大且竞争激烈。不可否认的是,正如不少学者所论述的,“权力仍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在多种权力类型中,话语和知识体系等构成了所谓的生产性权力,从而在观念层面主导人们的认知。例如,框定什么是合理的知识,决定谁的知识更重要。为此,增加有效知识供给,重塑全球治理话语体系,积极引导树立反映发展中国家合理诉求的全球治理规范具有重要意义。不同于旧的以功利主义、权力政治为内核的全球治理观,中国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为全球治理体系注入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并由此推动着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第三,弘扬真正的多边主义,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破解全球治理难题的出路在于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在当前美国等西方国家大搞阵营化和排他性小圈子的背景下,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国明确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反对以狭隘的意识形态偏见为基础构建排他性小圈子。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国际场合强调: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做到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垄断国际事务的想法是落后于时代的,垄断国际事务的行动也肯定是不能成功的。

第四,坚定支持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要义在于,适应国际力量对比新变化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体现各方关切和诉求,更好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过去数十年,国际格局深刻演变,发展中国家占到世界总人口的70%以上,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0%,然而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反映新的格局,代表性和包容性严重滞后。中国坚定主张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坚定支持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和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争取更多的制度性权力和话语权。中国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多边平台积极开展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协调,通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联合发表共同立场和诉求,推动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等新型国际金融机构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四、以落实三大全球倡议为引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国际社会的持续共同努力。近年来,面对新的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习近平主席在重要国际场合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三大倡议彼此联系、相互呼应,是中国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走深走实的重要举措,对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其一,全球发展倡议推动发展问题回归国际议程核心位置。可持续发展是破解全球性问题的“金钥匙”。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冲击,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缓慢,多个领域的成果遭到逆转。为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呼吁国际社会加快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和健康的全球发展。全球发展倡议以“六个坚持”为主要内容: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全球发展倡议在理念、资源、机制等多个层面为全球发展治理作出贡献,为全球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注入了新的活力。倡议提出以来,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支持,“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在联合国成立,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成功举办。全球发展倡议有利于凝聚加快发展的政治共识,有利于推动发展问题回归国际议程核心位置,有利于促进发展经验和知识的交流互鉴。

其二,全球安全倡议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建设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是各国人民的强烈愿望,也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全球安全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提出了更高期望。2022年4月,面对国际安全局势复杂变化,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上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安全倡议致力于消弭国际冲突根源、完善全球安全治理、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与发展。中国主张: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安全。为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和恢复地区和平,2023年2月,中国外交部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为促谈止战、寻求各方最大公约数提供了中国方案。2023年3月,在中国支持推动下,沙特和伊朗同意恢复外交关系,并在北京发表三方联合声明。这些重大举措和成就预示,新时期,中国将更加主动地参与全球安全治理和国际安全规则制定,更加建设地介入国际争端解决,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作出更大贡献。

其三,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文明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既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之后,202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如何处理不同文明间的关系是一个影响深远的重大问题。长期以来,文明冲突和所谓文明优劣问题,对人类社会造成巨大伤害。英国学者约翰·格雷在《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一书中指出,现代西方思想的一条基本线索是认为:“全世界的现代社会都会成为西方社会的复制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球文明倡议主张,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中国明确反对一国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反对搞意识形态对抗。全球文明倡议是对文明优越论和单一现代化模式论的根本否定,将有利于推动不同地区和国家基于自身历史条件和具体国情探索现代化道路,也有利于促进文明间的交流和互鉴,从而为全人类共同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奠定基础。

三大全球倡议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一脉相承,与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高度契合,共同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支柱。推动国际社会共同落实三大全球倡议,将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创造新的动力和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