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 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郭阳  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联络部部长

　　一、香港“由治及兴”是全体中国人民的真心期盼

　　时光流逝，香港回归已经25年了。

　　2022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行政长官选举在港举行，李家超高票当选行政长官候选人。随后，国务院全体会议依据《基本法》的规定，任命李家超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于2022年7月1日就职。此次选举，是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后举行的首场行政长官选举，与2021年9月、12月分别顺利举行的选举委员会选举和立法会选举一起，完成了新选制的全面落实落地。三场选举的成功举行，标志着香港特区“爱国者治港”原则下管治体系重塑工作的起步，香港实现了“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

　　乱者，动乱也。2019年香港发生“修例”风波，在一些外部势力的操纵和推波助澜下，“港独”“黑暴”分子气焰嚣张，造成机场瘫痪，地铁损毁，道路阻塞，商业停滞，代表国家的中央驻港机构受到肆意冲击，象征国家尊严的国旗国徽被侮辱践踏，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倾向显露无遗。所有心系香港，对此义愤填膺、痛心不已的中国人，都为香港接近沉沦的严峻局势忧心忡忡，也为国家标本兼治依法果断施策而备受鼓舞，为现时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长出口气。

　　“修例”风波背后是各种内外反华势力直接挑战国家主权和安全底线、挑战中央和特区政府的权威、挑战“一国两制”基本制度的最严重的一次动乱，其影响不止于香港特区的经济发展和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它对于中国人民也是一次深触民族感情和国家尊严的严重挑衅。《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高票通过时，人大代表爆发出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就是全国人民心声的反映。

　　正因如此，香港和内地的广大民众比任何时候都期待，在爱国者治港原则基础上新一届香港特区政府能够以全新的面貌，果决力行“难而正确的事”，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并推动“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行稳致远，既实现香港本身的善政良治，从而真正确保香港的繁荣稳定，也实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贡献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从而达致两地优势互补，充分发挥与彰显“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与潜力，让香港这个“东方之珠”持久烁出她应有的更耀眼光芒。

　　第六任行政长官宣誓就职之日，恰逢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的重大历史节点。

　　今年是“一国两制”构想正式提出40周年,“一国两制”是人类政治实践中从未有过的伟大创举，它为中英两国和平交接、平稳过渡以及确保香港社会稳定、经济持续繁荣奠定了政治基础，改变了历史上但凡收复失地都要兵戈相向、生灵涂炭的所谓定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一国两制”是中华文明和中国智慧的结晶，在绵延不绝的“大一统”民族意识下，矢志追求祖国统一的中国人民坚信兄弟之间“血浓于水”，自信宽容，与人为善，真诚愿意秉持海纳百川、以和为贵、以民为本甚至以德报怨的理念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政府善用民族智慧，顺应人民意志，以非凡的魄力实事求是地设计、创立、维护并推进“一国两制”方针及其在香港的实践，灵活处理英国的经济利益等问题，得到了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真心拥护，这是“一国两制”事业一路走来取得成就的关键所在。

　　回归祖国25年来，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香港特区“港人治港”的宪制秩序得到确立和巩固，高度自治权得到充分保障，各项事业取得全面进步。香港市民的权利和自由得到充分保护，民主政治依法稳步前进，经济保持平稳发展，对外交往和国际影响持续扩大。中央出台一系列惠港政策，香港不断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走上了同祖国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宽广道路。“一国两制”在香港25年的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这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是解决香港回归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回归后持续保持稳定繁荣的最佳制度安排，是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的。

　　与此同时，国家安全设防长期存在严重漏洞的香港，也成为内外反中乱港势力在中国国土上“合法”聚集跳梁的据点。他们依托殖民时代的长期布局，内外勾结，相互配合，把持经济命脉，深入渗透司法、舆论和教育等领域，极力抹黑、贬低内地发展和制度，煽动香港与中央和内地人民的对立，明目张胆地扰乱特区政府施政节奏和立法程序，妄图将香港变成由他们肆意操控的独立或半独立傀儡政体，以更便利地汲取香港丰厚的资源实施其反中乱港并遏制中国发展的图谋。

　　中央一直重视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也一直高度关注香港内外反对势力的动向，习近平主席多次阐明“一国两制”要不变形不走样，也清晰阐明了不可触碰的三条底线。过去，从对香港的高度信任出发，中央政府对反对派的种种行径保持了最大的克制和忍让，内地人民对香港的乱象也表现出如同呵护叛逆期少年般的宽容。“修例”风波之所以会演变成未遂的“颜色革命”，就是内外反对派及激进分离分子以恶报善，见隙即入，将中央和内地广大人民的苦心善意当作软弱可欺，恶意歪曲和蓄意破坏“一国两制”。

　　香港《国安法》颁布并实施后，中央一再强调要惩治的是极少数人所从事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和活动，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居民依法享有和行使各种权利和自由。新选制落实后，习近平主席在会见获中央政府任命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时再次明确宣示，中央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从没有动摇，更不会改变。

　　泱泱大国自有其战略定力，十四亿国人自有其大度胸怀，内地人民仍然深信自己与香港同胞的骨肉联系，仍然相信香港同胞在他们所习惯、适应、希望的社会制度中，能安居乐业，稳定繁荣。

　　在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的重要节点，经历了“占中”“修例”的风吹雨打，站在符合“爱国者治港”原则的新一届特区政府即将“同为香港开新篇”的历史起点，面对外部反中乱港势力对“一国两制”香港实践的抹黑歪曲以及部分港人受蛊惑而对国家产生的动摇疑虑，中央以全会决定、历史决议等方式明确表达了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坚定决心，在坚持“一国两制”不动摇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法制逻辑方面已经有非常清晰的表述。

　　但是，惯于“从实力的地位出发”思考并常常以己度人的西方霸权国家，只认可“强权政治”“零和游戏”的逻辑，不愿去理解“一国两制”方针的逻辑，无法理解中国政府为何作出允许香港保持与大陆不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特别安排，无法理解中国人民为何给予七百万经济条件优越的香港居民不用承担任何国家税负的特殊待遇。他们将“一国两制”曲解为所谓“威权国家”对人民意愿的强迫，借此妖魔化中共，污名化内地，在内地与香港之间尽其挑拨离间之能事，无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并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民族初心，炮制“一国两制”已死、香港的“民主”“自由”已终结等伪命题，甚至还别有用心地以香港“三、香港这三甲子与“一国两制”的民族温情守护人”的面目出现，且自以为是地每每将香港的治理这一中国国家内政问题作为在国际场合向中方交涉的“要价”，其无知、傲慢与偏见和背后的利益考量显露无遗。

　　习近平主席指出，“一国两制”是中国的一个伟大创举，是中国为国际社会解决类似问题提供的一个新思路新方案，是中华民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的新贡献，凝结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国智慧。“一国两制”不是某些西方国家在内部治理和国际交往中惯用的尔虞我诈、欺世盗名、敷衍了事甚至包藏祸心的一时之计，也不是历史上一些弱国为勉强维系统一“体面”而被迫采取的忍气吞声、放任自流的绥靖之策。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提出并践行这一伟大创举，从香港被英国强行割让以来三甲子的历史就能够给出清晰的答案。

　　距今180年前的1842年，在经历了沿海、沿江一系列战斗的失败之后，清政府被迫同英方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香港岛被强行割让。随后，1860年的中英《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半岛，1898年签署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新界及大鹏湾、深圳湾水域给英国，租期为99年。从香港岛被割让起第一个甲子，英帝国不但处心积虑、步步为营蚕食侵占中国领土，还以武力为后盾，任意突破已达成的不平等条约，驱逐九龙城中的中国官员，逐步将香港完全纳入囊中。自香港割让起，中国就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中国人民饱尝落后挨打之苦，也看清楚了列强所谓“文明”“规则”“秩序”后坚船利炮上的斑斑血迹。

　　香港割让后的第二个甲子，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是革命与战争的时代，清政府被推翻后，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舍身救亡图存，希望强国富民，废除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二战期间，中国政府1942年在与英国的修约谈判中要求终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但遭英方拒绝。二战结束之后，英美联手阻挠中方接受驻港日军受降。远离抗日主战场的英国，竟然以香港“解放者”的身份重续其殖民统治。这种结局，在某种程度上也能说明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中国人民为何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奋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一百年来的民族颓势终得遏止，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为新中国夺取了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列强终于真正开始倾听中国人民追求国家统一的声音，并不得不开始接受要按照中国人民的意愿来处理、解决涉及中国问题的事实。

　　香港从祖国分割后的第三个甲子可以以1997年为界分成两个时间段。时间回溯到40年前，1982年9月，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就明确地将香港前途与近代以来中国割地赔款的屈辱史以及向人民高度负责的使命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明确表示：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的主权和治权，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否则，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25年前的7月1日，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香港回归祖国，神州大地欢庆一片，多少人民为祖国统一夙愿的步步实现而泪湿满巾。

　　“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提出和实践当然离不开密集的外交交涉、严密的制度设计和国家实力的坚强后盾。同时，这一过程还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一国两制”方针蕴含着浓厚的民族印记和同胞之情。

　　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等理念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延绵不断、代代相传，和平的基因深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香港被割让以来，中国人民对百余年来的内外战争所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安定的生活，虽然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已经通过多场援外及自卫战的胜利证明了新中国面对任何敌人都具有以战止战、以武止戈的强大能力，但仍然愿意放下历史仇恨，愿意通过和平手段以最大的耐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讲仁爱、重民本，由此及彼，推己及人，真正理解并尊重香港同胞对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不同选择，愿意和而不同、成人之美，讲究强不执弱、富不侮贫，不以阴暗心理计较小节。中国人民具有家国情怀，四海之内皆兄弟，相信“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相信香港同胞能够处理好自己的事情。

　　中国人民也重大局，守诚信，崇正义，重英雄，尤其在意领导人在涉及国家尊严、民族气节等大是大非问题上的态度，愿意跟随有担当有能力的民族领军者一路前行，“风物长宜放眼量”，不以眼前小利为惑。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在治国理政实践中能够主动将中华文明优秀因素融入相应方针政策，实事求是且灵活机动地处理各类具体问题。邓小平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以非凡的魄力所创制的“一国两制”方针及其实践，饱含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珍视家人、追求统一、顾全大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感情和胸怀。

　　作为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制度设计之初就已经料想到的，“一国两制”的香港实践在探索前进的过程中，总会遇到一些问题和挑战，需要我们审时度势，主动作为，及时查缺补漏，推动这一治国基本方略行稳致远。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因新冠肺炎疫情、乌克兰危机等因素更显动荡与不确定，加之美国仍顽固地以中国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和威胁，明言将在近十年的关键期内拉帮结伙，“塑造中国所处的战略环境”，“一国两制”在香港行稳致远伟大实践的外部情势不会轻轻松松。

　　就内部来看，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香港因其放任性的资本发展模式而产生了金融、房产独大，持续发展动力不足，住房、就业等民生压力突出等结构性矛盾。香港迫切需要创新思维，突破旧有制度和体制藩篱，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开辟更大发展空间，同时也要真正充分发挥“两制”之利，实事求是地借鉴、融合内地的科技水平提升、产业聚集、开发区建设等方面的先进经验，不再困于自我设定的制度藩篱和自以为高人一等的“身份”，更不掉入别有用心之人设定的所谓“自由”等政治陷阱。

　　本届行政长官的任期为5年，届时香港将迎来回归30周年，“一国两制”在港实践也将步入而立之年。“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即使遭遇更多、更强的风雨挑战，两地的同胞将共同守护这一制度上附着的民族温情，相信国家、相信人民，相信我们这一绵延数千年的古老文明为我们流传了足够的政治智慧和制度资源去妥善面对和处理各种矛盾、挑战、风险和“陷阱”；相信日益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又保持自身特点与优势的香港将作为国家内外循环的主要渠道之一为自身引来源源不断的活水；相信以香港为家的中国人，在爱国者治港团队的带领下，一定能够在民族复兴的进程中守住自我、实现自我、完善自我，并与所有中国人民一道，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