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2021年是全球经济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大幅度衰退以来进入快速复苏的一年。随着新冠疫苗研发与接种人数增长，第二波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减弱，各国为应对疫情而推出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也在不同程度上助推了经济复苏。疫情的不确定性和应对政策带来的一些副作用，再加上疫情前便存在的各种问题和各主要经济体未来政策调整的方向与力度，共同构成了影响2022年世界经济走势的短期因素。中长期影响因素包括攀升至历史最高水平的债务、主要经济体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劳动生产率增速迟缓、多边贸易体系改革谈判达成共识困难重重、金融监管持久性存在漏洞、能源转型过程曲折波动、经济民族主义特别是资源民族主义抬头等。本文倾向于认为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4.5%的可能性较大。

一、 当前及未来世界经济值得关注的八个问题

　　从重要性和紧迫性上看，以下八个问题值得特别关注：

　　（一）通胀还是通缩

　　虽说在多数经济体内通胀压力加大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对未来物价上涨趋势的判断和政策把握众说纷纭。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不断然采取措施，则通胀便势不可当。其主要论据在于，天文数字的流动性注入后导致货币供应量急剧增加，美欧日三家央行目前总资产负债表规模为25万亿美元；主要央行均奉行超级宽松的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以及大规模纾困政策导致家庭财富上升并在转化为消费后推动价格上涨等。另一种观点认为，目前通胀远超央行政策目标仅仅是暂时现象。原因在于，货币流通量剧增但流通速度却大幅放缓，后者抵消了流通量增加对物价上涨的推动力；财政纾困政策和央行支持政策已经或正在“见顶”，美国连续三个月个人收入下降反映消费需求下降；市场对未来经济走势的悲观预期依然存在；以及近期通胀率飙升推动因素许多都具有短期性质，如能源价格和运费上涨等。

　　这两种意见应该说都有道理。在谈论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胀态势时，还有一个必须考虑的变量，那就是央行政策工具箱里的政策工具。显而易见，它们治理通胀的工具数量多、空间大，远超对付通缩的工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大多数国家面临的价格压力将在2022年消退，但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价格压力将持续存在。总体而言，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胀短期压力不小但中长期会缓解，同时不排除出现某种程度滞胀的可能性。

　　（二）发达经济体宏观政策何去何从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货币政策很快掉入流动性陷阱，美欧日央行开启了非常规货币政策时代，即实施超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同时伴以量化宽松政策。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联储一直抵制负利率，理由是欧洲和日本的负利率实际上未起到促进增长或防通缩的作用，并自认为手中还有政策工具可用，其中之一便是宣布实行无限量、无限期的量化宽松政策。2020年8月在美国堪萨斯城全球央行年会上，美联储宣布对长期目标和货币政策声明进行更新，表示将寻求实现2%的平均通胀率长期目标。这意味着美联储可以用未来通胀的“余额”补偿过去的“差额”。随后，欧央行2021年7月将中期通胀目标从“低于但接近2%”改为2%。对目前出现的通胀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能否做出正确判断，业已成为美国宏观政策风险的主要源泉。总体而言，目前主要经济体中央银行治理通胀的手段远比治理通缩的多且空间大。2021年11月3日，美联储宣布当月中旬开始减少购债（taper）规模150亿美元，12月开始加倍，预计2022年年中终止购债。此举可以被视为美国货币政策转向的标志。除了taper外，美联储还可以加息，预计最快2022年一次，2023年和2024年或许各3次。在此之后，美联储还可以缩小资产负债表规模即所谓“缩表”。鉴于资产价格位于历史高位且脆弱敏感，目前推高物价的供给冲击将于2021年得到缓解，故一旦退出政策的实施速度、力度与时机拿捏不准，便极可能导致资产价格振荡与投资者预期逆转，出现破产海啸的风险上升，甚至滞胀降临。

　　（三）货币政策转向或将殃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美联储退出政策的负面溢出效应主要表现为其可能在新兴市场引发外资逃离、债务危机及由汇率波动引起的并发症，尤其是对那些严重依赖外资流入的国家将造成沉重打击。2021年2-3月市场波动导致流向新兴市场的非居民投资组合大幅减少。尽管减少的部分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内得到了一定补充，但缩减恐慌情绪依旧。

　　美国货币政策是全球金融周期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其传导机制先是影响全球高风险资产价格和信用创造，然后影响国际资本流动和投资者避险情绪，接下来影响全球金融中介机构杠杆率，进而波及他国货币形势，挑战他国尤其是开放程度较高国家的货币政策主权。美欧等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紧缩开始后新兴市场经济体将面临的风险包括：面对疫情造成的供给冲击，各发展中经济体应对政策本身往往会成为风险源之一；由货币政策趋紧导致的能源价格波动，无疑会对部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体产生较大影响。

　　目前中低收入国家外债余额已达8.7万亿美元，过去10年，其外债增速超过了GNI（国民总收入）和出口增速。一旦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进入升息轨道，其债务负担势必加重，很可能出现企业甚至国家违约，而政策转向还极有可能使美元升值，进而引发货币错配风险，最终导致货币危机与金融危机。

　　（四）供应链受损风险与部分发达国家“脱钩”政策

　　过去一年多全球目睹并感受到了供应链受阻之痛，芯片短缺、能源供应不足、航运不畅和运费暴涨成为全球供应链之痛的主要痛点。国际金融协会发出警告，美国生产系统中供应链中断的可能性上升，目前制造业交货期延迟情况与2011年福岛核灾难后的日本的情况一样严重，并开始扩散至全球。这也迫使企业押注效率低但抵抗力强的供应链，最终推高价格。

　　近两年来供应链韧性成为热议话题。从国家层面看，经济相互依存度不断提升一直被认为是地缘政治稳定的源泉，现在则被认为是致命弱点，因为供应的高集中度在有些人眼里就意味着高依赖度，涉及“国家安全”，事关大国博弈。基于此，美国等国家陆续出台了或计划出台一系列旨在提高自给率或本土化率的政策，鼓励制造业回流或使供应链多样化，甚至有人公开鼓吹所谓“脱钩”，矛头主要针对中国。

　　（五）美元霸权时代是否进入衰微期

　　美元长期以来占据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美国国债作为全球唯一的源本抵押品（fundamental collateral），反映了全球对强大、流动、安全的货币或安全资产之需求。然而，美元地位并非难以撼动。2020年底全球外汇储备总额为12.7万亿美元，以美元计的世界外汇储备资产比例连续五年下降，跌至59%，创下25年来最低，而2001年底美元储备占比超过70%；与此同时，欧元占全球外汇储备资产的21%，恢复到2014年的水平；日元资产占比20年来首次升至6%，人民币占比2%。以美元计价的加密货币在2021年出现巨幅涨落，亦足以引人深思。

　　这些变化究竟是偶然异常还是预示着美元走向衰落的信号？当今亚洲与美元的关系和20世纪60至70年代的欧洲情况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大多数欧洲国家认识到，欧洲内部的贸易比与美国的贸易更重要，结果是马克集团出现了，几十年后演变为单一货币。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停止人民币一篮子货币挂钩，转而实行现代的通胀目标制，允许汇率更自由地浮动，尤其是对美元更自由地浮动，那么亚洲大部分国家将会追随中国。

　　欧洲财政一体化迈出坚实步伐或许更加预示着美元一家独大局面的式微。2020年夏秋之际，欧盟推出约7500亿欧元的欧洲复苏计划，该计划的关键在于所涉资金的绝大部分将由欧盟通过发行以欧元计价的欧盟债券来筹集。这意味着欧盟债券将成为美国国债之外一种新的无风险或低风险资产。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轮廓正在显露。

　　（六）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全球问题快速恶化及其应对

　　2021年8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指出，地球正在向人类发出气候红色警报，一个更加炎热的未来基本上已不可避免。2021年5月国际能源署发布报告指出，如果世界打算在2050年前将净碳排放降至零，那就必须立即停止对矿物燃料项目的投资。通过减少碳排放来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认知，但对于如何处理好减排与发展或能源转型与经济正常运转之间的衔接问题，人类仍面临挑战。由于疫情冲击、社会舆论压力、全球需求激增、供应链阻塞、不对称经济复苏以及经济民族主义抬头等原因，2021年下半年多国出现了能源价格尤其是电价飙升或拉闸限电现象。

　　除了必须合理有序降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外，我们还要关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其他来源或渠道。此外，世界还应努力积极利用已有的并开创全新的制度设计，甚至有人提出建立一个新的气候俱乐部，让美欧中共享气候治理目标，协同推进清洁技术创新。

　　（七）人口结构变迁加速影响深远

　　人口属于中长期变量，累积到一定程度后会在短期内产生重大效应。人口变化主要体现在人口数量、年龄结构、族群比例以及人口跨境流动等方面。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DESA）预测，全球人口将从目前的77亿增至2030年的85亿、2050年的97亿，2100年达到110亿峰值。

　　从年龄结构看，工业化国家或经济体普遍进入老龄化社会，2020年日本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28%，欧盟27国为20.3%，美国为16%，俄罗斯为15%。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中，中国65岁以上老人占11%，已迈出走向老龄化社会的步伐。与快速老龄化社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爆炸。目前人口增速最快的是非洲，总数为13亿，预计到2050年增至26亿。发达经济体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巨大，主要体现在：劳动力供给减少，由此可能降低潜在增长率；与社保和医保相关的财政支出增加；老年人创新能力与意愿下降；消费需求减少等。

　　从某种意义上讲，未来20年最确定的趋势将是人口结构的重大转变。有学者将这种转变用三种“颜色”形象地加以表述：更多的灰色（老龄化）、更多的绿色（随技术进步而来的每公顷产出增加）、更少的白色（美国和欧洲人口总数中白人的比重快速下降）。

　　（八）大国关系越发体现为规锁与反规锁的博弈

　　拜登政府重回“多边主义”，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联合盟国与伙伴国，希望凭借占全球一半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实力塑造从环境、劳动到贸易投资、技术及透明度等规则，阻止中国主导未来技术和产业，最终将竞争对手锁定在全球供应链或价值链的中低端。这一规锁政策亦会贯穿美中利益交汇领域——如气候变化、防止核扩散、全球卫生安全——的合作全过程。

　　除了联合盟友伙伴在国际舞台上设规立制外，通过国内立法达到目的也是美国规锁策略的重要实现途径。2021年6月8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长达2376页的《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矛头直指中国，所涉内容广泛，多有突破双边关系底线之处，打压力度明显增强。一旦众议院审议通过并经由总统签字成为法律，此法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包括经贸、金融、科技在内的中美关系产生巨大且久远的影响。

　　中美经贸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经贸关系，维持其健康稳定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利益，也符合世界各国的普遍期待。面对规锁，中国的基本策略是在坚定捍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同时，积极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引领者，以公平正义为理念，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二、世界经济走势

　　新冠疫情走势将直接影响全球经济未来表现。世界经济复苏在疫情前就已经存在的各种掣肘，其中有些因疫情而变得更加严重。除了前文提及的特别值得关注的八个问题外，在今后掣肘全球经济增长的中长期因素，还包括攀升至历史最高水平的债务、劳动生产率增速迟缓、多边贸易体系WTO上诉机构停摆且改革谈判达成共识困难重重、金融监管持久性存在漏洞、经济民族主义特别是资源民族主义抬头等。与经济活动关系密切的网络安全也始终是一只威胁巨大的“黑天鹅”，影响全球货币体系与金融市场的稳定。短期看，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恐怕还是政策风险。主要发达经济体应对通胀、维持复苏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如果失当，将会引发资产价格动荡暴跌，扼杀脆弱的经济复苏并可能将经济推入滞胀通道，并殃及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

　　风险、挑战或掣肘确实存在，但全球经济整体上行进而回归中长期发展轨道也是事实。2021年上半年主要经济体经济复苏强劲，但进入第三季度后总体放缓、增速分化，呈现前快后慢的特征。2021年10月IMF预测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5.9%；9月联合国贸发会议和经合组织分别预测为5.3%和5.7%。IMF预测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4.9%，同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不包括中国）的GDP到2024年可能依然比疫情前低，经济增长速度为5.5%左右。中长期看，全球仍处在中低速增长轨道，未来3-5年内世界经济增长率将维持在3.0%-3.5%，当然各国各地区增速会存在显著差异。

（文中所用数据均截至2021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