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季刊
中美博弈下的中日关系走向
张晓磊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从外部环境看，美国因素已成为中日关系发展最大变量。当前，疫情依然全球肆虐，并促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中美博弈加剧成为全球变局重要特征，深刻影响着中日关系走向。日美2020年相继实现政权更替，更给中日关系发展带来了变数。面对“危”、“机”并存的全球变局，中日应主动作为、相向而行，为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两国关系创造合作条件、拓展共同利益、扩大合作空间。
一、中美博弈加剧未改中日关系改善发展大势
近年中日关系重回正轨并保持向好势头。2014年11月，双方就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两国开启改善关系进程。此后两国领导人每年均在双多边场合举行会晤，双方达成一系列重要政治共识。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与安倍首相在G20大阪峰会期间会晤，就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达成“十点共识”。2020年9月25日，习近平主席同菅义伟首相通电话，两国领导人进一步确认了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发展的重要共识和政治意愿。
中日关系演变的事实表明，两国关系的发展正日益成熟、理性，美国特朗普政府对日胁迫施压以及中美博弈加剧等均为中日关系改善发展的外因。中日关系之所以能够重回正轨并持续改善，根本原因在于两国友好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基础，发展两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两国合作意义日益超越双边，两国关系向好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
中日友好，植根于两国关系2000年的历史。早在中国隋唐时期，就有很多日本的使节、留学生、僧人在中国学习和生活。当时日本政治家长屋王曾制造一批袈裟赠送中国高僧，并留下“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的寄语，成为中日文明交流的佳话。今年疫情暴发之际，这一寄语被借用在日本捐赠给中国的防疫物资上，两国文明互鉴的源远流长可见一斑。
在与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的过程中，中日两国人民不但加深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理解，更体现出东方文明“和合共生”思想理念的重要价值。两国守望相助、共克时艰，向国际社会展现出一个丰富多彩、多元发展的东方文化世界，其中既有古代儒家理想中的积极成分，更具人类共存共生、“天下大同”的和合理念。
2019年，中日贸易额3150.0亿美元，日本累计对华投资额1157.0亿美元，在我国利用外资国别中排名第一，人员往来1279.5万人次，缔结友好城市256对。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日经贸合作体现出较强韧性。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中日双边贸易额同比下降2.2%，降幅比1至6月收窄0.7个百分点，单月进出口额自3月以来恢复增长态势。前三季度，中日贸易额同比增长1.4%。2020年11月15日，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中日首次达成了双边关税减让安排，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二、日美政权更替给中日关系发展增添变数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内政中的政权更替和过渡必然影响外交政策的延续性和确定性。2020年日美政权相继实现更替，随着安倍首相因病辞任和拜登当选美国总统，日美分别进入后安倍和后特朗普时代，日本的菅义伟新政府和美国的拜登新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既不会完全照搬前任，也不会一蹴而就、立即成型，同时日美同盟也会因两国新政府上台出现新的变化，这都给中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带来诸多变数。
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依托丰厚的家族人脉和丰富的外交经验，着力强化日本外交自主性，增强了日本的国际影响力。与安倍不同，菅义伟出身草根，外交经验缺乏，无法像安倍那样长袖善舞，其能否顶住内外多种压力，延续安倍的对华“协调”路线，还需要继续进行观察，日本的对华政策不确定性有所增加。
第一，短期来看，菅义伟政权会设法继续稳定中日关系，延续安倍的对华“协调”路线。菅义伟上台得到了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以及执政联盟公明党的大力支持，这些势力对华态度偏友好，菅在对华政策上当会“维稳”为主。2020年9月12日，菅义伟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举办的党首竞选讨论会上，表达了自己的对华政策观：反对石破茂提出的在亚洲构建类似北约式的军事合作体制，认为此举会被理解成是在构建对中国的包围圈；继续利用高层对话等机会表达日方主张、解决双方悬而未决之问题；妥善落实中国领导人访日等两国政府先前确定的日程，当前主要任务是防疫，讨论访日日程时机未熟。
第二，若菅义伟在疫情控制和经济复苏等内政核心问题上政绩不佳，其对外政策空间将被大幅压缩，对华政策稳定性会大打折扣，这是中日关系的第一大风险。2020年9月16至17日日本共同社的舆论调查数据显示，菅义伟内政支持率高达66%，但需注意的是，有时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日本经济当前的总体环境并不好，与2012年底安倍上台不可同日而语，2012年下半年至2018年10月是日本长达70多个月的经济景气周期，而菅义伟上台后面临的经济环境是比较艰难的，日本受疫情冲击、消费税增税、奥运延期等多重因素冲击已经加速进入衰退周期。如果菅义伟的经济政策经受不住考验，可能会难逃日本自民党历史上长期政权后多延续短命内阁的“魔咒”。若出现上述情形，则日本外交政策将会受到极大压制，对华协调更会显得捉襟见肘。
第三，若美国持续施压，菅义伟控局不力、承压不足，转而在对华政策上变得激进或许会成为菅义伟安抚自民党内保守势力的政策工具。当前美国加大对日胁迫拉拢、共同压制中国的力度，各种“民主联盟”、“科技联盟”、“规则联盟”呼之欲出。外交政策上，菅义伟经验略显不足，因此定会想方设法补齐短板，以稳固政权，确立自信。若在控制内政上遇阻，美方又极限施压，菅义伟恐会在外交政策上“标新立异”，通过确立自身风格以取得外交政绩。
除了日本的内政外交不确定性增加，拜登上台后日美同盟也面临着调整。与特朗普单边主义、忽视同盟的外交政策相比，国际社会特别是日本政界及学界主流对拜登外交政策的普遍预期是回归多边主义和重视同盟关系，这意味着特朗普时期因驻日美军军费分担问题而出现裂痕的日美同盟，或许会朝着部分修复发展。加之基于中国崛起而不断增加的结构性压力，日美相互战略需求依然强烈。“安全上依靠美国”依然是日本未来较长时间内对外战略的一个核心支撑。2020年11月12日，菅义伟与拜登通电话时，双方强调将以日美同盟为基础强化印太战略，同时声称钓鱼岛是《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的适用对象，这标志着日美同盟在部分回归奥巴马时期的战略目标。
在强化日美同盟的同时日本还在加强自主防卫能力，构建地区多边安全网络，极大提高东盟、印度在地区战略、对华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安全战略开始从“单轮驱动型”、“双边防御型”、“美主日从型”向“双轮驱动型”、“区域主导型”、“美日一体型”方向转变。这种安全上的冷战思维将使中日安全关系的健康发展持续承压。
三、中日应为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两国关系主动作为、相向而行
尽管中日关系进入改善轨道，但双方舆论社会环境仍有待改观。随着中美博弈加剧，日本国内对华认知出现了一些政治化、情绪化的倾向。如何引领两国民众树立客观理性的相互认识，以积极心态看待和参与中日关系，是中日双方共同面对的重要现实课题。
第一，中日应加强文明互鉴，延续中日友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东方智慧”。2019年11月，中日两国成立了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这是新时代中日两国加强高水平人文交流的顶层设计。中日要以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为基础推动两国新时代的文化交融。中日之间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是我们倍加珍惜的精神财富。汉字、稻作、茶道已经成为两国共同的人文符号，论语、三国、唐诗构成两国人民共同的精神世界。新时代中日间文化交融需要从这些积淀深厚的历史文化中寻求共同价值，需要从这些亲仁善邻的古老智慧中汲取交流之道。
第二，中日应以RCEP的签署为契机，推动双多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不久前的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五中全会圆满闭幕，这次全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这是今后5年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中国正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新一轮更高水平上的开放发展，对于日本经济界无疑是重大机遇。菅义伟首相不久前也发表了施政演说，将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日本实现经济复苏的核心举措，这与中国的发展思路是契合的。中日合作可以进一步创新思路，挖掘潜力，加强在第三方市场、财政金融、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合作，带动中日务实合作提质升级。
第三，中日应以正在落实中的海空联络机制为基础，进一步推进两国建设性安全关系。伴随美国提升对华战略压力，推动日美在印太框架下安保合作，中日在海上安全领域面临的风险将持续加大，若不强化危机管控机制的加速落实，“局部冲突”增加概率将变大。中日应盘活外交资产，利用既有的中日高级别政治对话、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中日战略与安全对话等多重双边安全机制，加快探讨中日海空联络机制中的热线设置方式和流程，避免因相互误判，造成冲突升级等无法挽回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