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学院副院长、教授

　　2020年初新冠疫情横扫全球，波及世界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影响70多亿人口，世界各地股市激烈震荡，国际航班大面积中断，全球供应链面临停摆，各国损失惨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14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3%，为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衰退。世界银行集团行长马尔帕斯（David Malpass）5月20日警告说，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及其造成的经济停顿可能使6000万人陷入“极端贫困”。继2001年“9•11事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冠疫情已经成为21世纪初影响全球的重大事件之一。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更是断言“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相比人类历史上经历的多场疫情，此次新冠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影响范围之广，一定程度上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密不可分，也由此引发了国际舆论对于全球化的质疑之声，疫情后全球化的走向成为人们关注和未来国际秩序构建的焦点。

一、全球化受到持续挑战

　　“全球化是政治的、技术的、文化的以及经济的全球化”，它使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组织发生了巨变，影响着生活于其中的我们的方方面面，甚至可以说“它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然而，全球化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全球范围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传播新技术新文化，但也冲击着传统经济模式、侵蚀传统文化、威胁社会稳定。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反全球化思潮”也不断高涨。1999年11月30日到12月初, 美国西雅图发生了举世震惊的示威运动, 开启了大规模反全球化示威的先河。2001年6月9日, 世界社会论坛国际委员会在巴西成立，反全球化运动本身开始走向“全球化”。2002年，在西雅图反全球化风暴中成名的杰里•曼德和他创建的全球化国际论坛出版了一部《经济全球化的替代方案：一个更好的世界是可能的》,集中系统阐释了他们对全球化的理解。从政治立场上看，反全球化力量有左翼、右翼、自由主义者，也有保守主义者，有各地的工会组织，也有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生态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等等。由此可以看出，人们经常使用的“反全球化”只是一个现象，它既没有坚实的反全球化内核，也不是单一的运动。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期，一些发达国家出现了“逆全球化现象”。2016年的“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是逆全球化现象的一波高潮。逆全球化现象凸显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矛盾加剧，民粹主义抬头。从反全球化的民间思潮，到政府推行逆全球化政策，全球化的反面力量开始冲击国际关系中的既有传统与格局。以美国为例，近年来特朗普政府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逆全球化的政策，一是奉行贸易保护主义，坚持“美国优先”四处挥舞保护主义大棒，对主要贸易伙伴全面打响贸易战；二是推行规则修正主义，先后退出或计划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移民协议》、《伊朗核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导条约》、《开放天空条约》等国际组织、条约和机制，迫使世界贸易组织停摆，停止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使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上升；三是主张政治孤立主义，强调减少国际义务，在美墨边界筑墙、颁布禁穆令等。2019年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上公然抨击全球主义，声称“未来不属于全球主义者，未来属于爱国者”。

　　新冠疫情爆发后，反全球化力量从过去的反全球化思潮、逆全球化政策开始发展为“去全球化行动”。疫情冲击波在全球形成了风险联动，商品、服务、人员、资本的流动受阻，地区和全球产业链被迫调整，种族主义和过激行为上升。疫情进一步削弱了支持全球化的力量，一些国家相互封锁边境、管控医疗物资出口、甩锅疫情责任、推动制造业回归、限制粮食出口。面对疫情肆虐，有人主张修建隔离墙、防火墙，阻隔风险，有人强调本国第一、自身利益优先，也有人强调世界应该回归到上世纪 80 年代以前“有限的全球化”的状态，其目的就是通过“去全球化”，重塑国家个体的主权权力，回归到经济主权时代，依靠自身的资源重建技术与生产的独立性，实现所谓“战略性的自给自足”。

　　在国际格局调整、国际秩序重塑的时刻，美国的《外交政策》杂志认为“新冠疫情是一个震惊世界的事件，它将导致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永久性转变”。可以肯定，在疫情的冲击下，人们过去数十年中熟悉的全球化已不复存在。然而，作为全球发展的长期趋势，全球化也不会终结，上一波的全球化是冷战结束的政治红利、全球经济金融贸易制度完善的制度红利、交通与通信技术发展的技术红利共同作用的结果，今天技术的进步仍未止步，经济体间互联互通的客观需求仍然强劲，疫情期间网上购物、在线教育、视频会议、远程医疗等显示出惊人的活力。可以预见，全球化不会止步，它将在新的条件下将会被重新塑造。

二、世界期待“新全球化”

　　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推动国际分工日趋细化，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巨大福祉。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全球GDP总量从1990年的22.62万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85.91万亿美元，增长了3.8倍。全球极端贫困人口数量从1990年的19亿，下降到2018年的6.56亿。与此同时，全球化的消极影响也不断显现，贫富差距拉大，恐怖主义蔓延，国际金融危机频发，流行病毒肆虐，冷战后蓬勃发展的全球化渐呈颓势。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全球贸易占世界GDP 的比重在2008年达到历史最高的60.90%，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入和净流出占GDP的比重也都在2007年达到峰值的5.37%和5.34%，随后不断下降。

　　全球化带来的互联互通是世界经济繁荣的基础，也是导致全球脆弱性上升的根源。世界联系越紧密、全球分工越细致，劳动生产率越高，复杂分工体系的风险性也越大。尽管从长远来看，全球化代表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无法逆转，但是从短期来看，“逆全球化”“去全球化”会成为常态。

　　一是世界各国会更加关注涉及国计民生的核心产业部门，并不惜代价促成这些部门的“回归”。3月12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电视讲话中强调，“此次疫情启发了我们，必须将某些商品和服务置于市场规则之外，将食物、防护、医疗和生活环境托付给别人是一件疯狂的事情。我们必须重新夺回控制权，建立一个比现在更独立自主的法国和欧洲，一个牢固掌握自己命运的法国和欧洲。”可以预计，疫情之后药品、医疗防护用品将首当其冲出现“回流”潮，产业链“多元化”势所必然。

　　二是世界经济区域化进程会加快，全球范围的经济合作和机制建设不容乐观。近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难有作为，WTO改革举步维艰，二十国集团合作进程受阻，在全球合作受阻的情况下，区域合作是全球合作诉求的减震器和安全阀。近年来，RCEP谈判取得突破进展，中日韩三边合作氛围明显改善，美墨加签署新合作协议，都是明显的例证。疫情冲击下，地区国家自然和社会条件的相似性带动抗“疫”节奏共鸣，合作共识增强，缩短运输距离也增加了产业链的保障性。

　　三是地缘政治回归，大国博弈会更加激烈，大国协调解决全球性挑战更加困难。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突飞猛进，大国间合作是重要的促成因素。近年来，随着美俄政治矛盾上升，中美经贸摩擦加剧，大国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各国发展不平衡，助推民族主义上升；国内社会分配不平衡，致使民粹主义泛滥。疫情期间，美国无端指责中国隐瞒疫情，把病毒称为“中国病毒”，进一步恶化了双方合作的氛围，限制了两国政府合作抗“疫”的能力。

　　从总体上看，在经历了2018-2019年全球多场贸易战预热后，2020年开始“逆全球化”“去全球化”将成为一段时期的“新常态”。解决现实问题，全球化发展需要新的形态，世界期待的是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以多边规则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形式的新型全球化。

三、完善全球治理是解决问题的钥匙

　　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同任何其他事物一样，全球化既有积极一面，也必然带有消极影响，关键在于国际社会能否建立与全球化进程相匹配的全球性制度安排，不断完善全球治理。

　　从新冠疫情1月在武汉蔓延开始，一些国家就采取了撤侨、断航等极端措施，然而最终却未能独善其身。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之下，全球治理体系的缺陷暴露无遗，合作精神匮乏、信息沟通不畅、政策反映迟缓、协调能力不足，加强治理能力、提升合作水平的任务十分迫切。病毒没有国籍，抗“疫”没有国界。疫情是一次压力测试，暴露出全球化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为优化全球化、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契机。只有藉此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突破制度瓶颈，才会顺应时代潮流，重启全球化的发展动力。否则，全球化的负面效应还会不断卷土重来，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仍会交织上演，世界将会在徘徊彷徨中失去发展的动力和方向。

　　公共卫生危机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团结合作是最有力武器。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再次表明，人类是命运相连、福祸同担、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进入新世纪以来，2003年的非典（SARS）、2009年的猪流感（H1N1）、2012年的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2014年的埃博拉病毒疫情（Ebola virus）不断冲击全球公共卫生的防线，带来了一次又一次全球公共卫生挑战。可以预见，世界各国面对的传统和非传统挑战将不断增多，绝非一国之力可以应对。即使短期隔离对于控制新冠疫情至关重要，然而长期的孤立主义将在经济、社会等领域带来更大的损害，对真正抗击传染性疾病的传播毫无助益。《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因此认为，“真正的解药不是隔离，而是合作”。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也是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合作不足的一次惨痛教训。面对疫情在中国的肆虐，世界各地的人们给予中国大量的援助，中国人民永志不忘。相比之下，中国疫情爆发期间有些国家政府行动迟缓，隔岸观火，甚至对中国“冷嘲热讽”，痛失联手抗“疫”的窗口期。如果各国迟迟不能重建相互信任，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疫情之后全球范围内权力将向民族国家进一步回归，各国将偏好建立独立的供应链体系，寻求相对收益，全球劳动生产率提升下降，大国之间的竞争摩擦加剧，全球化进程将停滞甚至出现倒退。

　　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希望通过“逆全球化”“去全球化”解决问题明显开错了药方。只有按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断完善全球治理，才是应对未来全球性挑战的长久之道。疫情的冲击波对世界的影响可能包括三个阶段——疫情肆虐、经济停滞、政治动荡，对世界各国都形成挑战。未来一段时间，完善全球治理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努力：

　　首先，坚持科学抗“疫”，加强国际公共卫生合作。生命无价，大疫面前最重要的是救人。世界各国应该开展国际合作加快药物、疫苗、检测等方面科研攻关，分享防控经验，尽快控制疫情持续蔓延的趋势；应该摒弃政治偏见，支持各国科学家们开展病毒源头和传播途径的全球科学研究，在全球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全面评估全球应对疫情工作，总结经验，弥补不足。同时，积极支持WHO等国际组织发挥更大作用，尽快建立区域公共卫生应急联络机制。新冠疫情不是新世纪的第一次全球公共卫生事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完善应对机制，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速度，对于应对未来相关挑战至关重要。

　　第二，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疫情冲击之下，全球经济遭受重创，为了挽救经济，各国纷纷降息降准、扩大财政支出，极尽所能避免出现可能的萧条，但是当今世界各国经济深度相互依存，靠各自的一国之力难以应对全球范围的疫情冲击。近年来，作为协调全球经济治理的最重要平台二十国集团内部协调困难重重，作为全球贸易的最重要仲裁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处于瘫痪，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调能力下降，为合作应对危机投下了阴影。激活全球治理平台，加快现有机构改革，提升工作效率，是国际合作提振经济的最佳路径。

　　第三，重建大国互信，避免政治动荡。权力越大，责任越大。大国在引领世界各国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过程中负有更大的责任。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世界不同地区的大国都受到了重创，中国是遭受疫情冲击最早的国家，美国是受到疫情冲击最大的国家。面对病毒这一共同的敌人，中美本应携手合作共同应对，然而遗憾的是美国高官歧视性地将病毒称为“中国病毒”或“武汉病毒”，导致中国强硬回应，两国的外交争吵严重影响了全球的抗“疫”合作。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关系对世界秩序具有重要影响。“冷战”是属于特定时代的专有名词，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要求中美两国认真思考彼此关系，以大格局、大思路、大智慧化解矛盾、重建信任、开展合作。中美两国存在诸多差异，但不意味着双方不能合作。稳定的中美关系有利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

　　在应对疫情过程中，中国坚持对本国人民负责、对世界人民负责的原则，建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网上知识中心，向所有国家开放；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向其他出现疫情的国家和地区驰援医疗器械和防护用品。“中国援助”与“中国制造”为全球疫情防控注入了源源助力。5月1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团结合作战胜疫情 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致辞，提出了全力搞好疫情防控，发挥世卫组织领导作用，加大对非洲国家支持，加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恢复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国际合作等六项建议，以及两年内提供20亿美元国际援助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国家、在华设立全球人道主义应急仓库和枢纽确保抗疫物资供应链、建立30个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保证中国研发新冠疫苗的可及性和可担负性、落实二十国集团“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等五项具体措施，展现了中国的大国责任与担当。

　　危机是考验,也是机遇。经历了惨痛教训的人类应该冷静思考未来世界将何去何从。疫情过后，全球化难以一帆风顺，也不会彻底终结，改变势在必行。在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回归孤立，或把一个地球再次分裂成“两个阵营”、“三个世界”都不是出路，通过合作提升全球治理能力、推动全球化健康发展才是世界的正途。丘吉尔曾说,“不要浪费一场危机”。只有在危机中学会更好地合作，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人类才对得起在新冠疫情中付出的高昂学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