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运成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所所长

2018年以来，世界经济维持了2017年以来的显著增长势头，仍处上行通道，各国发展经济信心不断增强。但正值全球经济增长基础尚待巩固之际，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之间持续升级的贸易争端、美联储加息步伐的提速为世界经济平添诸多不确定性。2018年分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十周年和二十周年，增长动力不足、结构性问题等旧伤未愈，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金融危机的新忧又增，考验此轮世界经济复苏的韧性。

世界经济增长延续、震荡向前

2018年，世界经济延续去年的复苏态势，多家国际机构和投行上半年普遍持乐观态度，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与2017年持平或略高，将创下2011年以来最快增速，全球经济就增速而言处在十年来最佳状态。6月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贸易冲突的不断升级和金融环境日趋收紧，世界经济下行风险显著上升，对全球增长前景的担忧上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0月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显示，全球增长势头依然强劲，但受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影响，或会进入“平顶期”。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增速被下调0.2个百分点，将达到3.7%，与去年持平。

支撑世界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动能仍然存在。多家投行认为，目前全球可能正处在新一轮受设备更替和资本支出驱动的朱格拉周期的起点。去年以来，美国、日本、韩国等经济体设备投资增速回升。美国、日本、欧洲的居民和企业资产负债表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修复，当前杠杆率处于或低于历史平均水平。前两年全球央行开始的新一轮同步宽松和各国财政政策转向宽松，为全球经济提供了宽松的信贷环境和总需求扩张，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逐渐显现。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称，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对支持私人消费和投资需求发挥了关键作用。美国减税和扩大财政支出的顺周期政策正使美国经济处于失业率不断下行、通胀温和回升、经济增速高涨的十余年来最佳状态。

各国竞推经济改革，加大结构性调整力度，重塑比较优势。美国能源政策改革、放松金融监管以及去年底通过税改立法将对美及世界经济产生影响。法国启动五年期大规模投资计划，推进劳动力市场。印度着手统一商品与服务税改革，并重组银行资产。拉美私人消费和投资趋强，主要国家正制定中长期经济发展规划，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提高高等教育普及率，为经济结构转型做好人才储备。普京连任总统后，面对俄罗斯仍较脆弱的经济，正启动新的经济改革计划，将国内民生放在首位；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制造业竞争力；改善投资环境，释放经济自由度等。沙特、泰国、印尼、蒙古、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也在继续推行经济与财政改革。

世界经济整体增长态势向好，但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风险正在增强。从地区与国别方向看，回顾年初，有日媒曾将世界经济面临的风险归纳为“ABC”。“A”即美国优先主义。2018年美中、美欧、美日贸易争端全面展开，短期内无解决可能，为新世纪以来仅见，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不断发酵。“B”即英国退出欧盟的谈判。2018年，英国脱欧谈判进入深水区，谈判进展屡遭挫折。英欧双方态度强硬，明年3月英国“无协议”强行脱欧的可能性不断上升，酝酿着新一轮国际金融巨震的风险。“C”即中国经济减速。面对日趋复杂的国内外政经环境，尤其随着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国经济保稳求变的压力不断增强。

从领域上看，金融危机的“灰犀牛”说来就来。全球资本市场牛市已持续8年，股市大幅调整的担忧开始浮现。今年以来美主要股指道琼斯、标普、纳斯达克屡创新高，IMF全球房地产指数接近国际金融危机前高点。没有只涨不落的市场，现在泡沫比2008年更大，问题是何时破裂和破裂后的影响。随着美联储加息步伐提速，号称无风险收益率的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大幅飙升，正对资产价格造成较大压力。受此影响，10月4-11日一周内，美道琼斯、标普、纳斯达克分别暴跌1755点、197点和696点，出现阶段性回调，牛转熊迹象初显，环球股市也随之巨震。债务水平持续攀高，随时会成为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定时炸弹”。美国经济学家莱因哈特和罗格夫2009年撰写了《800年金融危机根源：这次不一样？》。该书收集整理800年中66国和地区（实际产值占全球GDP的90%）大量数据，对全球金融危机史进行定量和经验分析，指出各类危机有一个共同点：过度举债。目前全球负债占GDP比重远高于金融危机前水平。IMF统计，2016年G20国家非金融部门负债达135万亿美元，远高于2007年的80万亿美元。发达国家危机后债务总体比例相对稳定，但目前公司债市场压力已开始显现，新兴市场债务则急剧增长，随着主要国家央行加速收紧利率，低收入、高外债比重的新兴市场国家将承受利率升高和货币贬值的直接冲击，2018年阿根廷、土耳其等国出现的货币危机即是明证。

全球贸易冲突增大，已呈现出的回暖之势或掉头向下。全球贸易及制造业的反弹是本轮复苏的显著特征。但当前美特朗普政府坚持“美国优先”，提出贸易政策立足于支持国家安全、强化美国经济、达成更好的贸易协议、积极执行国内贸易法、改革多边贸易体系“五大支柱”。英国“脱欧”连带欧洲主要国家政经与社会发展失衡，前两年兴起的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分裂主义浪潮至今尚未过去。此外，发展中国家普推竞争性改革，市场、资源保护也正不断强化。世界经济论坛年初发布的《全球风险报告》曾指出，重商主义和保护主义压力在很多国家出现，将触发更广泛的全球风险。目前来看，贸易冲突的风险正逐步显现。世贸组织发布的最新一期全球贸易景气指数显示，今年三季度全球贸易增速将继续放缓。IMF指出，鉴于全球贸易政策的扰动继续发酵，此前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过于乐观”。如中美贸易战全面爆发，2019中美两国GDP增速将分别下降超过0.9和1.6个百分点，2020年世界经济增速将下降0.8个百分点，长期增长水平将下降0.4个百分点。

政治、安全、社会因素交织互联构成风险，始终使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现实的挑战，检验着此一轮世界经济复苏的韧性。非政府发展和援助组织国际乐施会指出，当今不平等水平加速恶化，全球顶层1%富豪拥有财富超过其余所有人口财富总和。2018年还是新兴经济体的大选年。其中，拉美迎来了十年来最密集的政治日程，包括哥斯达黎加、古巴、巴拉圭、哥伦比亚、墨西哥和巴西大选等。中东北非地区新旧冲突交替，正经历历史上最暴力、最混乱时期，面临经济改革、战后重建、地缘冲突等更严峻和多重挑战。此外，极端天气频发，夏季世界多地的高温和热浪已经严重冲击到粮食生产。

发达国家政策负面影响突出

近年来，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由量宽到量紧，贸易、投资保护不断强化，政策面临重大调整。全球经济政策的协调难度加大，大西洋两岸成为世界经济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

美特朗普政府一手搞贸易单边主义，一手强化投资保护主义，以关闭本国市场相要挟，强行干预全球经济业已存在多年的产业分工链条，所谓的“美国优先”倾向损害了共同增长基础，令世界经济增长蒙上阴影。2017年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相继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降低对世行等国际多边经济机构的资金支持力度，威胁不会遵从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裁决，希望借双边谈判寻求“公平”协定条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直言不讳地指责特朗普屡屡破坏战后来之不易的全球经济治理架构，正把美国变成“流氓”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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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国家货币政策调整拐点的负面溢出效应上升。美欧金融政策领域的“黑天鹅”不得不防。一方面，有限的货币政策空间难以应对下一场危机。过去危机中，美联储平均下调基准利率5.5个百分点。目前市场预期美利率将最终维持在3%左右。当新一轮危机浮现，即使美联储将利率下调至零，仍存在至少2.5个百分点的缺口，而欧、英、日等央行当前利率水平更低。另一方面，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同步收紧引发叠加效应，国际资本市场不确定性增大。美国于2014年底结束量宽，并自2015年12月启动本轮加息周期，至今已经加息七次。2017年10月，美联储还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随着欧元区经济增速的加快，欧洲央行逐步退出规模为2.5万亿欧元的购债措施，目前每月购债规模降至150亿欧元，12月底将正式结束。发达国家货币政策逐步趋同，与发展中国家政策分化扩大，全球流动性收紧加快，利率面临上行压力。1994年墨西哥货币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都有美欧发达国家升息的影响。目前，发展中国家本币贬值、资本流出、金融波动性上升等风险不容忽视。2018年中，阿根廷、巴西、委内瑞拉、土耳其、俄罗斯、印尼、伊朗、苏丹、尼日利亚等新兴市场货币集体大贬，显示局部金融动荡风险已至，新兴市场或再度爆发危机。IMF警告说，资金从新兴国家外流，可能引发全球经济衰退。

发达国家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快速升温。目前中美贸易争端依然“神经紧绷”，短期并无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中美贸易紧张关系源于两国结构性矛盾的长期累积，更是美“二元经济结构”难以为继和对华不满情绪的集中爆发。此轮中美经贸摩擦的不同之处在于，表层看是顺差问题，中层反映的是两国经济结构性差异，深层则是美自由经济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之争。美从贸易上拿不到的东西习惯于从谈判桌上要到。随着中美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中美贸易摩擦将长期存在，日益严峻。

当前反全球化声浪、贸易保护和民粹主义升高等为何主要都发生在发达国家？这需要密切关注和认真研究。新世纪以来，美国创新经济与传统制造业各走各路，渐行渐远，致经济社会陷入结构性困境。与创新经济竞争力全球领先相比，美国传统经济由传统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构成，竞争力弱，无法提供优质岗位。美劳工统计局数据，2000年至2017年9月，共减少480万个制造业岗位，降幅接近30%。“二元经济”壁垒森严，传统经济释放出大量过剩劳动力无法被创新经济吸收。对此，奥巴马总统在离职前用了“经济脱臼”一词形容美国经济。实际上，特朗普当选总统及其后政策转向内顾即是美“二元经济”在政治上真实反映。同样，此轮中美贸易紧张和争端也是美“二元经济”难以为继和对华不满情绪的集中爆发。

中国正迎“经济大考”、将趟“金融险滩”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走势平稳，转型加快。世界银行称，审慎货币政策、金融监管趋紧、经济结构调整和去杠杆化持续推进将使经济增速轻微下降。摩根士丹利称，中国经济将步入“增速更慢、质量更高”阶段。IMF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增速为6.6%，并指一些部门正跻身技术领先地位。

2018年，中国迎来“经济大考”，经济稳中求进仍面临诸多突出、现实的风险。一方面，进入“深水区”的经济转型面临内生性风险，包括房价失速下跌、地方财力紧张、社保资金缺口隐忧、企业去杠杆和重组困难、货币政策收紧过快致增长脱轨等多年叠加起来的问题。另一方面，发达国家越来越多采取更具限制性、攻击性的贸易政策，中美经贸争端不断升级，直接针对中国的外生性风险十分突出。同时，中国将趟“金融险滩”，今年以来影响中国金融安全的内、外风险源增大、增多。中国金融开放实质推进，国际化程度和全球性影响加大也势必反过来影响自身，维护中国金融安全面临不同以往的新考验。当前，中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仍然不高，风险隐患较多，金融体系结构性问题越来越难以为继，IMF中国金融报告特别指出，中国金融资产与GDP的比值从2011年的263%升至2016年的467%。其中，银行资产为GDP的310%，居全球之首，金融稳定的迫切性凸显。从外部输入性风险看，世界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全球流动性超预期收紧、发达国家经济金融政策以邻为壑、国际能源与大宗商品上涨、地缘政治紧张、大国博弈加剧、金融经济制裁等极易催生新的金融风险，冲击各国金融稳定，中国难以置身事外。

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相伴相随，既有重大机遇，也有重重挑战；既有参与、融入，也有引导、引领。过去十年来，世界经济挺过了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2010-2012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2014-2016年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低位调整期；也见证了中国经济持续、深度地融入世界经济。当前，世界经济不明朗就是复杂挑战。洞烛先机者明，敢闯敢试者胜。经济金融研究有一个重要的“明斯基时刻”，主要是指经济长时期稳定可能导致债务增加、杠杆率上升，但随着投资者承受的风险水平增大，逐渐超过收支不平衡点而崩溃。那么，世界经济的这个“明斯基时刻”会在何时并且以怎样的方式到来呢？同样，在谈到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时，更大的挑战是如何准确判断修昔底德时刻、中等收入陷阱时刻。

2017年10月18-24日召开的中共党的十九大首次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12月18-20日举行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上下同心，有能力排除各种干扰，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实现经济从量到质的巨变。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今后3年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重大的现实意义。五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论述世界经济时，都强调一定要站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理解当今世界的变化。这要求我们必须全面、准确地认识当今世界经济的新形势、新特点，不断适应新变化，找准结合点，服务于新时代对外开放新要求，才能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逐步建立起现代化经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