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曾认为“一带一路”和亚投行都搞不成。
　　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发起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以后，日本各界普遍持消极观望、警惕质疑态度。主流观点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通过向外扩张经济实力推行的地缘政治与经济战略，旨在构筑以中国为中心的“地缘经济圈”，建立中国主导的新的地区与国际秩序，是对美日等西方国家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严峻挑战。同时，鉴于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尚有数千万贫困人口，且自身还在接受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的贷款，构建自己主导的多边发展银行、向亚欧非三大洲进行大手笔海外投资，这样宏大的战略构想说易行难，成功可能性不大。
　　由于日方认为亚投行可能对日本主导下的亚洲开发银行造成直接冲击，因此对其高度关注。起初，日本充斥着对亚投行冷嘲热讽，认为其不过是中国把原来为一些亚洲穷邻居提供基础设施融资的双边渠道包装成多边平台或国际机构而已，根本不会搞起来。日本外务省、财务省以及执政的自民党内部在评估时，都认为不仅美国会公开反对亚投行，欧洲国家也不会参与。结果2015年3月14日创始成员报名最后截至日期前，英国、德国等一批西方国家宣布加入，日本领导人感到十分震惊。
　　同年，日本在竞标印尼雅万高铁项目中败给中国，也是对日冲击较大的事件。日本最初对获得这一项目信心满满，2011年即做了可行性研究，抢占了先机。日本一直是印尼最大投资来源国，在印尼经营多年，培养了大批人脉。印尼佐科政府内阁大多数部长同日本都有不少渊源。印尼内阁会议讨论中日竞标时，只有佐科总统和国企部长莉妮支持中国，副总统和其他部长一致支持日本。结果，中国最终胜出。雅万铁路不仅是“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也是中日企业首次直接争夺高铁这样的高端海外基建项目，日方自信心受到冲击，逐渐开始正视中国实力，认真思考如何在亚洲处理好同中国的竞争与合作关系。
　　（二）2017年5月以来，安倍首相多次就“一带一路”作出积极表态，称日中两国可就此大力合作。
　　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峰会在北京举行。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率领经济产业省副大臣松村祥史、首相政务秘书官今井尚哉等出席。二阶在访华前专门拜会了安倍首相，安倍请他转交一封致习近平主席的亲笔信。从派遣自民党高层、政府代表访华参会，可以看出安倍政府此时对“一带一路”态度已发生了重要变化。 
　　同年6月5日，安倍首相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发表讲话，首次公开称赞“一带一路”是“连接东西方和区间不同地区的有潜力的构想”，“日本也愿意进行合作”。11月14日，安倍首相在马尼拉同中国总理李克强举行会谈时再次表示，期待“一带一路”倡议能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日本希望从这一观点出发同中方进行合作。12月4日晚，安倍在出席“中日前高官和企业家CEO对话会”致辞时，就“一带一路”倡议表态称，日中两国“可以大力合作”。安倍称，日本政府设想两国在亚洲基建开发方面进行协作。 

   
　　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态度的上述转变，主要是基于现实利益需要而做出的策略性政策调整，体现出了日方以下战略考量：
  　 （一）实际经济利益是日方态度转变的最主要内因。“一带一路”蕴含着巨大的商机和利益。日本人口逐年锐减，国内市场狭小且已饱和，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巨大的中国市场，离不开更为广阔的欧亚大陆市场。亚投行顺利运作，获得国际评级机构最高评级。“一带一路”倡议获得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其中40多个国家同中国签署了合作协议，涵盖互联互通、国际产能合作、金融合作等领域。面对巨大的经济利益与前景，日方开始逐渐转变对抗心态，寻求同中方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
　　事实上，日本企业界对参与“一带一路”合作一直热情较高。日本在华有2万3千多家企业，都是“一带一路”的直接受益者，早就采取行动参与合作。日本通运（“日通”）是日本最大物流公司，积极抓住“一带一路”带来的商机，通过同中国铁路总公司、哈萨克斯坦国家铁路公司合作合作，协助在华日企借助中欧班列定期向欧洲运输货物，并从2018年初开始提供连接中日港口、中亚和欧洲的陆海联运服务。
　　日通只是众多日企的从“一带一路”获利的缩影。2017年6月，在华日企协会“中国日本商会”设立“一带一路联络协议会”，作为同中国政府和企业界对接的平台，协调在华日企参与“一带一路”。
 　  （二）改善对华关系，稳定日本的周边环境是日方态度转变的现实政治需要。
　　安倍首相大搞“俯瞰地球仪外交”，遍访全球，唯独未能正式访华，亦未能改善同中国、韩国、俄罗斯这三个对日本至关重要的邻国的关系。摆脱战后体制，成为“正常国家”，实现修宪强军，是冷战后日本政治精英矢志不渝的追求，更是安倍的的政治夙愿。
　　要实现这一目标，获得重要邻国的理解和谅解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中日关系自2010年发生“钓鱼岛撞船事件”后，接连发生“钓鱼岛国有化”、安倍参拜供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等一系列事件，对双边关系造成伤筋动骨冲击，一度陷入中日复交以来的最低谷。2014年11月，经过多轮谈判，双方达成“四点原则共识”，旨在将“出轨”的中日关系拉回“正轨”，但双边关系改善进程一直不顺，直至2017年上半年才逐步企稳向好。
　　2017年5月，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期间，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递交了安倍呼吁日中领导人定期往来的亲笔信。日媒当时评论称，安倍转而对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采取合作态度，就是在发出一个强烈信号，表明他已决心要改善停滞不前的日中关系。
　　同年9月28日，中国驻日本使馆举行国庆节暨纪念中日建交45周年招待会，安倍首相罕见地亲自出席。面对现场二千多名来宾致辞时，安倍提出改善日中关系的“三步走”，即邀请李克强总理访日、安倍本人访华、邀请习近平主席访日。安倍还表示，日中加强合作不仅对两国自身具有重要意义，对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也不可或缺。今后愿基于战略互惠关系的思路，为推动日中关系发展作出努力。
　　日本媒体评称，安倍出席这场招待会，凸显自己高度重视中日关系，表达了日本政府特别是安倍本人希望尽快恢复两国高层互访制度，全面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强烈愿望。考虑到安倍首相在日本国内政治地位日益巩固，他在推动改善中日关系方面可以放手一搏，作出更大的政治投资。
　　（三）缓解特朗普“美国优先”战略给日本带来的压力，是日本政府改变关系的重要外因。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奉行“美国优先”，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特朗普上任后不久即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而日本视TPP为构筑日美经济同盟、主导亚太地区贸易经济秩序的重要工具，为此克服巨大国内阻力并花费了数年努力才最终达成。特朗普政府向世界各国发动贸易战，即便是美国的盟国也不能幸免。日本作为美国的第二大贸易顺差国，在经贸问题上面临美国强大压力。特朗普曾明确要求日本采取措施减少对美贸易顺差。美国上述行径令日本大失所望。
　　在日本政治精英心中，中美当年搞“越顶外交”阴影始终挥之不去。特朗普在2017年6月首次表达了愿意就“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项目与中国合作的态度。此前一个月，美国还派官方代表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美国态度的转向，对日本刺激很大，触动很深。既然特朗普政府不可靠，求人不如靠己，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环境中，日本需要主动改善对华关系，寻求同中方就“一带一路”开展合作成了必由之路和最佳切入点。
　　此外，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发达国家在“一带一路”问题上态度都相对积极，英、法、韩国等国政府还同中国政府签署了关于加强“一带一路”第三国市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客观上促使日本态度转变。


　　（1）日本参与“一带一路”有助于体现“一带一路”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倡议的本质。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转变时所言，“一带一路”倡议是开放包容的重要国际合作平台和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由中国提出，但属于世界。“一带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任何国家都可以参与其中。日本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参与“一带一路”合作有积极意义。
　　（2）日本参与“一带一路”有助于扩大资金来源，保障相关项目的融资可持续性。据亚洲开发银行相关报告评估，未来十年仅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融资缺口就达到8.7万亿美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工业化投资需求更为巨大。面对如此巨大的融资需求，中国一家不可能完全满足，需要推动投融资的多元化。
    （3）日本参与“一带一路”有助于中日之间减少恶性竞争，实现互补合作。日本在亚洲地区苦心经营数十年，通过官方发展援助、投资、人才培养等方式拥有较深政治、经济和社会根基。特别是日本企业遍布东南亚、南亚地区，拥有非常丰富国际化经营和本地项目管理方面的经验。这正是中国企业作为“后起之秀”在国际化道路上必补功课。中国企业可以通过与日本企业的合作尽快补足国际化短板。同时，中方企业“走出去”规模和速度空前，在拓展非洲、中东、中亚、东欧、拉美等地区市场方面能力更胜一筹，完全可以同日本企业联手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此外，很多亚洲中小国家普遍奉行大国平衡战略，他们在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合作的同时，也担忧经济上对中国过度依赖，尤其是考虑到不少大型基建项目攸关国家经济命脉。如果中日两国企业能够联合承建相关项目，不仅可以避免恶性竞争和分担商业风险，也有助于缓解东道国的上述担忧。
　　也要看到，日本政府对华政策仍然具有明显“两面性”，即一方面在政治上和安全上对华制衡，另一方面，在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加强对华合作。日本政府已为参与“一带一路”合作设置了前提条件。在2017年12月4日晚的演讲中，安倍声称日本“必须使太平洋到印度洋成为自由开放的地区”，确保公平性和透明度不可或缺。日本在“印太”战略基础之上，愿意同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开展合作。据日媒报道，安倍决定将其推动的“印太战略”同“一带一路”对接，谋求以平等姿态同中国合作，而不是“加入”中国的倡议。事实上，日本已联合印度、美国和澳大利亚形成一个“四国联盟”一起推动该“印太战略”，强调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建设“符合国际标准的互联联通”。这些都是老生常谈，比较明显地指向了“一带一路”倡议。许多日本国际问题专家评论称，“印太战略”是日本主导、旨在抗衡“一带一路”的战略。 


　　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尚存有一定疑虑，包括担忧项目融资可持续性、环境标准、一些中方主导港口项目是否会被“军事化”等，但只要中日合作起来，逐步积累互信，这些疑虑完全可以在合作中逐步得以化解。
　　据日媒透露，日本政府已经制定了参与“一带一路”合作的方针，将通过日本政府下属金融机构实施融资等方式，在节能环保、提升产业水平、物流三个领域积极推进中日企业开展合作。日方希望把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上，其中包括中日企业在那些连接亚洲、欧洲与非洲并有主要贸易线路通过的亚洲国家内开展能源项目合作，也在考虑为改善物流和加快货物运输而开展道路、铁路等方面合作。日本政府还在研究邀请中国参与日方此前在一些非洲国家实施的基干道路整备工程等项目。
　　目前看，日本政府已为日企参与“一带一路”合作开了“绿灯”，希望把重点放在中日企业携手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上。这与中国政府推动同发达国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合作的思路完全可以对接上。
　　（一）中日两国企业开展三方市场合作已有一定基础，两国政府应推动建立长效合作机制。
　　第三方市场合作最早见于2015年6月中法两国政发表的《中法关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联合声明》。在这份声明中，中法两国提出了与第三方共同合作的主要领域，包括基础设施，核能，航空，农业，卫生和气候变化。这是中国首创的国际合作新模式，旨在将中国的优势产能、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有效对接，实现1+1+1>3的效果。
　　近年来，该合作模式在国际上获得了积极响应，呈现良好发展势头，已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迄今，中国已同法国、韩国、德国、英国、加拿大等10多个发达国家达成第三方市场合作协议，涵盖基础设施、能源、环保、金融等领域，在一系列重大项目上取得了务实成果。
　　尽管目前中日两国尚未在政府层面就此达成正式共识，也未签署合作协议，但两国在企业层面早已摸索出一些合作经验。例如，一些企业间搞技术转让与联合研发合作。中国水泥企业海螺创业同日本川崎重工从2006年起即开始技术合作，共同开发了利用水泥窑纯低温余热发电技术，在中国广泛推广。双方还共同研发了世界领先的利用水泥窑处置城市生活垃圾技术。目前，双方已在上海成立合资公司，积极拓展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主的海外市场。
　　又如，一些企业通过相互持股、共同投资等搞资本合作。中国中信集团、日本伊藤忠、泰国正大集团多年来一直相互参股份，共同拓展三国和海外市场。再如，一些企业搞联合竞标或相互分包基建类项目合作。2011年，中石化炼化工程公司与日本丸红株式会社联合竞标，获得哈萨克斯坦阿特劳石油精炼厂的基础设施建设订单。2013年，青岛四方公司同日本川崎重合作竞得新加坡地铁车厢项目招标。2017年，日本日立公司竞得伦敦地铁项目后，把车厢空调等部件生产交给在华合资企业生产。
　　中日企业间自发的合作实践均表明，中国同发达国家在“一带一路”沿线搞第三方市场合作不仅切实可行，而且前景广阔。为使中日两国企业开展第三方市场的合作行稳致远，两国政府应探讨建立第三方市场合作的长效工作机制。
　　一是利用业已建立的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中日经济伙伴关系磋商等机制，就政府搭建平台支持企业开展第三方合作进行磋商，争取签署合作协议或者备忘录。
　　二是政府主管部门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推动建立涵盖政府主管部门、企业商会协会、金融机构、驻外使馆的工作机制平台，分享第三方市场政策、法律、项目等合作信息，制定合作路线图，明确重点领域和实施规划。
　　三是利用上述工作机制平台建立第三方重点国别项目信息库和企业库。围绕两国政府主管部门和企业商会协会商定的重点合作区域和重点领域，通过定期举办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等方式，搭建机制化双向交流平台，加强重点项目的收集与跟进，进行项目对接，交流信息，分享经验。
　　四是探讨设立中日共同投资合作基金。可参照中法共同投资基金和中欧共同投资基金的模式，推动设立由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或丝路基金与日本海外交通与城市开发事业支援机构（系日政府于2014年10月设立的官民合作性质的支援日企参与海外基础设施项目的机构，日本政府注资1100亿日元）建立中日第三方共同投资基金，通过股权、债权等多种融资方式，为双方企业进行项目合作提供金融支撑，实现长期可持续合作。此外，应该继续推动中日两国分别牵头的亚投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中国是第三大股东国）之间联合融资合作，为两国企业联合竞标第三国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
　　（二）充分利用中日关系改善契机，大力强化中日之间的“五通”合作，为双方第三方市场合作创造良好条件。
　　“一带一路”的核心是“互联互通”，主要包括“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按照“五通”标准来衡量，中日之间的“互联互通”可谓十分密切。
　　经贸关系上，按照国别统计，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日本是中国第三大外资来源地，在华投资的日企超过2万3千家。同时，中国企业对日投资保持高速增长。
　　金融领域，两国已实现人民币和日元直接结算，正在商谈续签本币互换协议。双方相互持有对方国债规模也在扩大。近期，日本瑞穗银行作为第一家日资银行进入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基础设施联通方面，每周有1000多个航班往返两国60多个城市之间。两国的主要港口之间几乎都通有定期货物或者邮轮航线。
　　人文交流方面，双方人员每年往来连续数年超过1000万人，两国友好城市达到345对。中日两国历史和文化相通，同属汉字文化圈，汉唐文化被很多日本人视为文化之根。日本曾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人民对丝绸之路的亲近感和认同感要远超过欧美等西方国家民众。
　　过去数年，中日两国关系出现复杂波折。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日关系持续改善。两国领导人围绕“一带一路”合作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日关系持续向好发展注入了新的推动力。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7年11月在河内出席APEC领导人会议期间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时所言，“一带一路”建设有望成为中日两国实现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新平台。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40周年，中国将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中日韩合作领导人会议将在日本举行。中日关系面临进一步改善发展的良好契机。
　　在此背景下，中日双方应深化两国间的政治与安全互信，努力推动贸易、投资、金融、科技、教育、人文等各领域“互联互通”，这不仅可以进一步夯实中日关系根基，更可以为双方联手拓展广阔的第三方市场创造良好条件，让“一带一路”带来的机遇真正惠及两国人民，助力亚欧非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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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深春，国际问题观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