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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
2024-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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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知名国际关系学者、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Prof. Graham Allison）接受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微信公众号编辑部专访，就中美关系、人工智能等问题阐述了他的最新看法。
艾利森教授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肯尼迪政府学院道格拉斯·狄龙政治学教授，也是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创始院长。他曾担任里根政府国防部长特别顾问、克林顿政府助理国防部长等职。艾利森教授于2012年提出“修昔底德陷阱”概念，即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引发关于美中两国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思考。
采访详情如下：
编辑：近年来您频繁访问中国，拜会了多位中方领导，今年3月，您还作为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参加了习近平主席集体会见。您在华期间也参加了不少论坛研讨，并到多所大学讲学交流。这是否让您对大国关系、国际格局等形成了一些新的思考？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艾利森：我十分荣幸有机会直接与习近平主席会面。在那次会见中，我被邀请就美中关系发表5分钟的评论。我表达了对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在旧金山会晤所取得成就的赞赏，认为这次会晤为发展一个稳定和建设性的美中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外，我还就习主席在去年十月与美国联邦参议员查克·舒默会面时使用的一个隐喻进行了提问。在那次会见中，习主席说：“‘修昔底德陷阱’并非必然，宽广的地球完全容得下中美各自发展、共同繁荣。”他接着用一个有趣的隐喻来描述美中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
一方面，在技术、贸易、工业、军事和全球影响力等几乎所有领域，美中两国注定是历史上竞争最激烈的修昔底德式对手。另一方面，美中两国就像是不可分割的连体双胞胎，任何一方的生存都离不开与另一方的合作，美中爆发战争对两国来说都无异于自杀性行为。我认为，这就是我们两个大国面临的挑战的本质。
因此，里根总统在冷战时期说出的至理名言仍然适用于今天：“核战争打不赢，因此永远打不得”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所有国家在气候变化等挑战面前都命运与共，需要通过合作来避免灾难的发生。我们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相互依赖，2008年，如果美中两国没有共同采取协调一致的刺激性措施，华尔街引发的大萧条可能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的经济衰退。我们就像中国古代的吴国和越国——“吴越同舟”，只有合作才能避免沉没。
编辑：基辛格博士为中美关系破冰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您是他的学生，也是他的好友，深得他思想的精髓。您认为，在当前形势下中美如何构建并强化正确的战略认知？
艾利森：在21世纪，包括美中在内的所有国家都依赖于彼此合作以应对共同的生存挑战（核“相互确保摧毁”、气候变化、全球流行病等）。这要求美中两国领导人来定义亨利·基辛格所说的新“战略概念”，以满足同时开展竞争与合作的矛盾要求。
习主席和拜登总统去年11月的旧金山会晤为两国制定了一个可行的战略概念框架，使双方能够在避免战争的情况下实现各自的长期目标。我认为，激烈竞争、持续坦诚的小范围沟通以及密切合作（特别是事关每个国家生存所需的合作）这三大支柱是我见过的最可行的战略框架。我们这些在远处旁观的人不知道两位领导人在四小时没有媒体在场的小范围、坦诚讨论中对彼此说了什么。但自旧金山会晤以来，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美中关系的一些趋势已急剧变化，现在正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两国领导人都认识到，避免战争需要他们自己、他们信任的助手和他们的政府之间进行认真、坦诚的对话，以防止误解、误判以及突发事件或第三方因素将他们拖入两国都不希望发生的战争。通过建立以三大支柱（竞争、沟通和合作）为支撑的美中关系基础，他们接受了这样一个战略概念框架，可以使两国在未来几十年内进行长期但和平的竞争，而不会陷入修昔底德式竞争对手经常会陷入的意外战争陷阱。
当选总统特朗普向我们展示的一些线索和迹象表明，他将在此基础上再接再厉，但有更大的抱负。正如他本周在取得大选压倒性胜利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所说，“中美联手可以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
编辑：人工智能是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技术。中美作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力量，就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进行对话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请问您对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对话与合作有何建议？
艾利森：简而言之，我的建议是以史为鉴。正如美国和前苏联都竭尽全力争夺核优势一样，美国和中国现在也在争夺人工智能的至高无上地位——无论这意味着什么。正如基辛格所说：“历史上从未有一个大国因为担心竞争对手可能应用一项新技术来威胁自身生存和安全，就放弃自己发展这项技术。”
但美国和中国是否也应该探索人工智能军控的可能性呢？许多美国人认为，在人工智能发展的初期，当美国战略家们还在努力理解这一挑战时，试图与唯一的另一个人工智能超级大国——中国——对话，希望找到共识，这是徒劳的。
相比之下，正如基辛格和我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通往人工智能军控之路》中所写的，美中应该以史为鉴。这篇文章是基辛格去世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美国和前苏联曾是世所罕见的最致命的对手之一。在美苏看来，对方的野心是对自身生存的致命威胁。尽管如此，当一项前所未有的技术以双方都不能理解的方式快速发展时，双方进行对话之初，就发现了许多存在共同利益的领域。例如，尽管双方都更愿意成为唯一的拥核大国，但他们的次优选择是成为仅有的两个拥核大国，再次才是一般的拥核国。因此，美苏在防止最危险技术的扩散方面找到了共同目标，并通过单方面的行动和双方的协作创造了后来的核不扩散体制。
目前，只有两个人工智能超级大国：美国和中国是仅有的两个拥有训练最复杂人工智能模型所需人才、研究机构和大规模算力的国家。这为两国提供了一个狭窄的机会窗口，来制定指导方针，防止人工智能最危险的进展和应用。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应继续推进拜登与中国在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为防止灾难性风险的应用所做的工作以及为确保各自国内公司不对外输出风险采取的措施等问题上进行的讨论。美国和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工作应该从国家层面的努力开始，以防止那些最危险、最具灾难性的后果。这些举措应该与从事人工智能大模型开发的科学家之间的对话相辅相成。正式的政府谈判应该寻求建立一个国际框架，以及一个类似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国际机构。
无论人工智能所带来的风险多么令人恐惧，也无论当前关于如何应对这些风险的对话多么令人困惑，我们都可以从前人的想法和做法中汲取经验。我们能够在一生中不经历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也不生活在一个核战争成为常态的核混乱中，这是一个没有被广泛认识到却不可思议的成就。因此，在我们今天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时，核时代的历史以及那些思考如何限制和利用变革性新技术力量的政治家们的思想，不仅可以成为洞察的源泉，也可以成为灵感的源泉。
编辑：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是周恩来总理倡导成立并长期担任名誉会长的新中国第一家人民外交机构。今年是外交学会成立75周年。自成立起，外交学会致力于促进中外人民相互理解、增进友谊。您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创始院长，曾多次应外交学会邀请访华，今年和王超会长还进行了两次长谈。您如何看待中美双方开展学生、智库交流的意义，未来有何期待？
艾利森：我相信人民外交。我相信，通过建立中美两国领导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误解误判，这些误解误判历史上经常导致国家间进行不必要的战争。哈佛大学及其肯尼迪政府学院很荣幸能在这项伟大的努力中发挥作用，很荣幸每年都能欢迎许多来自中国的杰出学生。外交学会及包括王超会长在内的领导层，在促进美中同行开展坦诚对话方面所做的工作，为实现周恩来总理的愿望作出了巨大贡献。
美国和中国面临的决定性挑战是找到一种摆脱“修昔底德陷阱”的方法。两国的学生和学者都应该仔细研究历史，并认识到，从19世纪80年代到1914年战争爆发前，德国和英国互为最重要贸易伙伴和最主要的外国投资来源地，都在对方国家进行了大量投资；双方都有很多学生在另一个国家接受教育；他们的领导人是在节日时聚到一起庆祝的亲戚；德英关系为两国带来了巨大利益。尽管如此，当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严重挑战一个占据统治地位的大国时，你会发现一种自从雅典崛起并挑战斯巴达以来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综合征，大多数修昔底德式的对抗以战争告终。
我担心会重蹈历史覆辙。但如果没有，那将是因为政治家们一如既往地超越历史，超越战略想象。美中两国的领导人必须争取找到更好的思路，这就是为什么美中之间的学生和学术交流对两国的未来都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