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季刊

中日关系应着眼大局、稳中求进

胡继平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日本研究所所长


  随着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日、10月安倍晋三首相访华、今年6月习近平主席出席日本大阪G20峰会,当前的中日关系已经走出低谷,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最近结束任期的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离任回国前,安倍首相4月16日邀请他在首相官邸共进午餐。5月7日,安倍夫妇,前首相森喜朗、福田康夫,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等近千名日本各界人士出席了程大使的离任招待会。5月9日,程大使又成为新天皇会见的第一位外国客人。通过这些“超常规待遇”,日本政府发出的愿意进一步改善中日关系的信号是清晰的。据报道,中日两国外交部门正在就今年安倍首相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未来正式访日的时间进行磋商。

  中日关系出现可喜变化,无疑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2012年9月日本政府“购岛”、2013年12月安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使中日关系跌到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谷,但中方在坚持原则立场的同时,并没有改变积极开放的对日政策。习近平主席2015年5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日本3000人访华团,他在讲话中既强调“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侵略罪行不容掩盖,历史真相不容歪曲”,又表明中国“重视中日关系发展的基本方针始终没有改变”,“今后也不会变化”,宣示了中国政府改善并保持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意愿。2017年5月,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日本派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出席,间接表明对过去一味批评“一带一路”倡议的立场做出调整,同时安倍通过二阶给习主席转交亲笔信,表示“希望两国构筑稳定的友好关系”。安倍6月在东京的一次国际论坛上表明愿意对“一带一路”提供有条件合作的态度。这一系列的积极互动,为后来的首脑互访打下了基础。

  其次,两国内在的共同利益和合作需求是重要的推动力量。中日两国的经济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大。特别是中国随着人均GDP提高,国内市场迅速扩大,成为全球增长速度最快、潜力最大的市场,对贸易立国的日本和日本企业吸引力巨大。虽然经济合作有其自身逻辑,中日间也曾有过“政冷经热”现象,但彼此经济合作受双边政治关系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中日贸易额在2011年之前几乎一路上扬,但从2012年开始连续5年减少,从2011年的3449亿美元跌到2016年的2705亿美元,其中固然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受政治关系恶化的拖累。2018年10月安倍访华时,有多达500名企业界人士随同来访,可见日本经济界对改善日中关系的热切期待。

  再次,美国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推动了中日关系的改善。特朗普竞选期间提出的主张,如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要求盟国负担美国驻军费用等,已经让日本政府感到紧张。特朗普上台后,其违反WTO规则的单边主义贸易政策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巨大冲击,中国、日本作为对美贸易顺差大国成为其矛头所向,不仅中国面临美国提高关税的巨大压力,日本也同样面临提高钢铝、汽车关税等威胁。另外,美国提出对盟国的保护“有偿化”,让日本对日美同盟的信赖度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正是美国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为中日两国增加了合作的动力。

  中日关系的改善势头良好,使大家对两国合作前景充满期待。但也必须看到,两国关系的深化发展仍然面临一些障碍和问题。

  就影响两国关系的传统问题而言,历史问题、领土问题、台湾问题等三大问题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历史问题上,安倍2013年参拜靖国神社后,日本政界人物参拜曾经一时达到高潮。随着两国关系出现改善势头,近年来很少再有日本阁僚参拜。但正如2015年安倍在二战结束70周年时发表的谈话所表明的一样,日本方面对侵略历史的认识仍然模糊,两国就历史认识达成共识显然还需要长期的努力,其间不排除在该问题上摩擦再起使双边关系倒退的可能。在领土问题上,虽然两国已经启动海空联络机制,有利于防止发生意外冲突,但日方立场在民主党政府时期倒退至明确否认“搁置争议”共识,至今仍然没有改善,而媒体坚持将中方公务船巡航称为“侵入日本领海”,持续恶化两国国民感情。台湾问题上,日本为其对台窗口机构更名,事实上已经给中日关系改善带来了负面影响。

  在现实合作方面,安倍2018年10月访华时称赞“一带一路”是“有潜力的构想”,同时日方为避免刺激中国将“印太战略”改称为“构想”。在2018年10月举行的第一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上,两国企业和相关部门达成52项协议,包括基础设施、金融、物流、信息技术等广泛领域,合作金额超过180亿美元。但显然,以中日经济规模而论,两国之间的合作空间还应更大。日本经济产业省大臣世耕弘成在论坛上表示,“日中经贸关系正处于由竞争向合作转型的重要时期,本次论坛将成为日中经济合作发展的新起点”。但两国真正由竞争转向合作,恐怕也需要较长时间的磨合。

  中日在战略和安全领域的互信不足是对两国关系影响最大、最难解决的问题。2013年以来,安倍政府已经连续7年增加防卫预算。日本把强化军事力量作为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重要途径,但在将“出云”级直升机航母改造为能搭载F-35B战斗机的轻型航母、决定大批购买F-35战斗机时,把对日益增强的中国军事力量的担忧作为理由,说明两国之间安全互信依然严重不足。

  传统问题得不到解决、合作动力不足、安全互信缺乏,无疑会给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带来隐忧。在两国关系回到正轨之际,双方有必要思考如何才能使友好合作关系“行稳致远”。

  中日两国一是应该从大局出发,把握两国关系的战略意义和发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今年1月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变局意味着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的世界秩序正在受到挑战,全球政治经济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在这一变动过程中,为了维护地区及全球的稳定、繁荣,中日两国必须加强合作。安倍在2018年1月的国会演说中曾表示,“日本和中国对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具有巨大责任,是割也割不断的关系。为此要从大局的观点出发,发展(与中国)安定友好的关系,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日本政府2019年版的《外交蓝皮书》也认为:“从大局来看,与中国构建稳定的关系非常重要。”这表明,日本也越来越愿意从“大局”高度认识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两国继续从大局出发思考和制定政策,是双边关系实现长期稳定的政治保障。

  二是要加强战略沟通、增进安全互信。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10月会见来访的安倍首相时曾说:“双方要开展更加深入的战略沟通,发挥好两国多层次、多渠道的对话机制作用,准确把握对方的发展和战略意图,切实贯彻践行‘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加强正面互动,增进政治互信。”据报道,日方近期已经向中方提议创设“中日外长防长磋商(2+2)”机制,以加强双方安全保障领域的相互信任。这意味着双方1993年起步、2002年升级为副部长级的“安全对话”将可能得到升级并实现机制化。

  三是要挖掘合作潜力,深化务实合作,扩大双方共同利益。中日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而各有优势,地理位置和文化相近,两国不仅在传统制造业、服务业领域仍有巨大合作潜力,而且在自动驾驶、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领域也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只有通过合作不断扩大双方的共同利益,才能为双边关系的稳定发展提供动力和保障。

  四是在管控敏感问题的同时,从长远着眼消除双边关系中的障碍。双方首先应该采取积极措施,增进对话,管控分歧,避免历史、领土、台湾等敏感问题引发双边冲突、中断双边关系发展进程。同时,为使两国关系行稳致远,应主动消除一些可能引发矛盾的隐患。例如,双方可以就历史问题继续进行共同研究和交流,确认历史事实、加深相互理解;在领土问题上正视分歧、积极开展对话,为将来解决问题奠定基础、创造环境。

  当前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来之不易,随着国际格局的深刻演变,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将与日俱增。中日双方应该抓住历史机遇,牢牢把握大方向,通过不断扩大共同利益,夯实双边关系基础,着眼长远构建稳定的双边关系,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及全球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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