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季刊
中日关系迎来新起点，两国如何构建面向未来的战略伙伴关系？
严深春
国际问题观察员
国际问题观察员
一、李克强总理首次访问日本，推动中日关系持续改善。
2018年5月8日至11日，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邀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赴日本出席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国总理时隔八年首次访问日本（上次是2010年5月时任总理温家宝的正式访问），也是2010年至2013年期间由于钓鱼岛争端等问题导致双边关系跌至历史谷底以来，中国领导人首次踏上日本国土。
李克强总理访问期间，与安倍首相举行了会谈，拜会了日本天皇明仁，会见了日本国会及朝野政党负责人，出席纪念《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缔约40周年大型招待会并发表演讲，并赴北海道访问，与安倍首相一起出席“中日省长知事论坛”。
李克强总理同日方领导人就增进政治战略互信、加强务实交流合作、妥善管控矛盾分歧、实现中日关系回到正常发展轨道深入交换意见，就推动双方务实合作，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加强两国文化、媒体、青少年、地方交流等达成共识。
两国领导人之间的接触、对话与互访的恢复是中日关系改善进程中的关键一环。2014年以来，中国领导人亲力亲为，为推动中日关系走出低谷付出了巨大努力。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多次在国际多边场合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共同稳定、改善中日关系交换意见，达成了包括“四点原则共识”在内的许多政治共识。此次李克强总理访日，为中日关系改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为下一步中日关系发展明确方向。
二、当前中日关系的改善势头，是两国合力而为的结果，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期待。
当前，中日关系正处在持续改善过程中，尽管此过程仍不时出现一些杂音，但双方相向而行的努力正在使改善与发展成为两国关系一个时期以来的基本特征。这种变化背后驱动的原因，既与中国自身稳定发展壮大、领导人亲力亲为、外交职能部门不懈努力密不可分，也是安倍政府此前实行对华围堵、对抗政策碰壁后在内外压力作用下做出的新政策选择，也显示出中日关系的深厚基础，符合两国人民、地区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从中国角度看，中方重视中日关系的政策始终如一。中方视日本为重要近邻，一向高度重视发展对日关系，坚持牢牢把握两国和平、友好、合作的大方向，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向前发展。中方多次向日方强调，这是一项重要的既定政策，不因一时一事而改变。即使在前几年两国关系陷入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严峻局面的那段时期，中方依然坚持维护中日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需要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创造更为有利的周边和国际环境，因此有意愿和耐心积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
从日本方面看，日本经济界与执政党内部温和稳健派是促使安倍政府实行改善对华关系举措的内生动力。他们认为，中国持续发展壮大，一味围堵遏制中国不仅难以奏效，更不符合日本的根本利益，因为不改善中日关系将使日本错过中国高质量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巨大机遇。同时，在美国特朗普政府调整亚太战略，强势推动贸易保护主义，朝鲜半岛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等背景下，日本的周边外交面临诸多挑战，危机感增强，为增加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选项，改变一味与中国对抗的政策，改善对华关系成为安倍政府必然的政策选择。
从中日关系的基本面看，中日互为最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双方贸易额近年来保持在3000亿美元。日本是中国最大外资来源国，中国则是日本主要海外市场。两国已实现人民币和日元直接结算。双方民间交流频密，2017年人员往来超过一千万，两国友好城市达到345对。每周有1000多个航班往返两国60多个城市之间。中日双方利益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客观上要求两国关系尽快改善。
从中日关系的地区和国际影响层面看，中日关系的意义和影响力日益超过双边范畴。两国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在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维护开放、自由的国际贸易体系、促进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和改善全球治理等方面拥有共同利益和责任。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也十分期待中日尽快改善关系，携手合作应对共同全球性挑战，为亚洲和世界提供公共产品。
三、中日关系的症结既在于固有的老问题，也在于因国际形势变化产生的新的结构性矛盾。
过去八年多中日关系经历的跌宕起伏，只是中日关系自冷战结束后进入矛盾多发期过程中的一个新的循环。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后，两国关系曾经历二十年左右的快速发展“蜜月期”，至1992年明仁天皇访华达到顶点。自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就进入起起伏伏、时好时坏的矛盾多发期，几乎是每隔六、七年就要经历一个“恶化-改善-再恶化-再改善”的周期。
究其根本原因，既在于中日之间一直存在历史认知、钓鱼岛争端、台湾问题等固有的老问题，更在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国际形势变化等因素导致两国关系进入了一种新的结构性的矛盾状态之中。
具体而言，一共有四方面的结构性矛盾： 一是由于共同抵御苏联威胁的共同安全利益下降，出现了所谓的“安全困境”，彼此之间互不不信任，互相猜疑。二是两国都试图成为地区和全球大国的发展战略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冲突。三是中日实力对比接近并逆转，出现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东北亚地区两强并列的局面。四是由于两国政治、社会状况变化及媒体影响等复合因素而导致的双方国民感情恶化。
在上述结构性矛盾面前，两国间几乎所有的问题都会被放大为彼此难以妥协和让步的重大问题，甚至彼此的一言一行都会被解读为是针对对方。正因为如此，历史恩怨、钓鱼岛争端、台湾问题等一直是横隔在中日关系中的老问题，在冷战期间都没有成为阻碍双边关系发展的重大问题，冷战后就成了双方都难以妥协和克服的问题。
四、中日结构性矛盾背后的根本问题是相互认知与定位问题。
冷战后中日关系陷入了结构性矛盾之中，历史、领土、海洋问题等干扰因素此起彼伏。隐藏在这些结构性问题背后的，正是彼此政治与安全互信的缺失，其根源在于日方对华认知和定位在内外形势变化面前没有及时调整到位。
就日方而言，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始终是冷战后日本对外战略的最重要课题。特别是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后，对日本的冲击及其巨大，“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最近几年，“中国威胁论”开始变种为“中国霸权论”和“中国傲慢论”。日本对中国发展的方向与目标存在误解。尽管日本安倍政府正寻求转变对华政策，但日本国内一些政治精英和部分主流媒体仍在以陈旧的冷战思维对待中国，整天在琢磨如何牵制防范中国。目前，日本的对华战略认知和心态中仍存在非理性情绪与冷战式思维。这种状态既不符合时代潮流，也不符合两国先辈46年前恢复邦交的初心，更不符合日本自身长远和根本利益。
日方能否尽快转换思维，处理好对华认知和定位，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而非对手甚至敌手，将中国的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甚至威胁，将是决定未来两国关系发展方向的一个关键。
就中方而言，如何看待日本在冷战后加速推动“正常国家”道路和实现政治大国的诉求，也是一项重要课题。应该看到，二战后，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低姿态主要源于其自我约束和美国的限制。上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失去了经济大国头衔的日本，要求摆脱战后体制，成为“正常国家”的呼声非常强烈，日本社会思潮总体趋向保守。同时，和平主义在日本深入人心。如何同一个相对保守和总体右倾的日本长期打交道，引导日本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大国,是中国今后在与日本互动中要认真思考和主动应对的战略问题。
事实上，围绕中日的相互定位，早在2008年，中日两国政府就签署了第四个政治文件《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对新世纪两国关系进行了明确定位，强调中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然而，从最近几年的中日关系形势发展中不难看出，这个重要共识并未得到有效贯彻落实，特别是日方始终未能解决好如何正确看待中国发展这一根本性问题。
五、改善中日关系，需要两国把“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定位真正落到实处，携手构筑面向未来的战略伙伴关系。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已逾不惑之年的中日关系面临改善和发展的重要契机。中日关系能否最终走上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关键要看双方能否增进政治互信，从战略的高度和长远的角度把握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向。
新的形势下，中日之间需要的是信任与合作，而不是猜疑和对抗。双方应努力在政治安全领域开展正面互动，尽快找到符合时代潮流与两国各自利益的新的相互定位。
笔者认为，中日关系已站在了新的起点，两国关系的定位也要从十年前确定的基于利益交换的“战略互惠关系”向更为积极的方向推进，应该构筑面向未来、基于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战略伙伴关系”。
为此，今后一个时期，应该重点从四方面推进中日关系改善与发展，为构筑“战略伙伴关系”夯实基础和营造气氛。
一是加强双方战略沟通，不断增进政治互信。近几年中日关系经历多轮折腾，症结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对华认知。未来日方应认真思考，想清想透，正确看待中国的发展，杜绝冷战思维和零和心态。双方政治互信的受损，需要通过各层级交往，不断修补。高层交往对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具有重要引领作用。今年底或明年上半年，中国将举办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安倍首相将出席并可能实现首次正式访华。明年6月，日本将举办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双方应抓住今明两年重要契机，加强对中日关系的顶层设计和高层引领。同时，保持政府、政党和议会交流，开展外交、安全领域对话，及时就双边关系中的重大问题、各自内外政策和发展走向进行深入对话与沟通，化解彼此疑虑，防止战略误判，通过实实在在的努力，让彼此走得更近，而不是渐行渐远。
二是切实管控矛盾分歧，稳妥处理敏感问题。中日关系中的历史纠葛和现实分歧在中短期内难以彻底解决。这就需要双方保持耐心，努力寻找切实管控分歧的有效之道，使这些矛盾不激化，不影响双边关系大局。历史和台湾问题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和有关承诺，慎重妥善处理历史、东海和钓鱼岛存在的潜在风险和挑战，双方应切实遵循2014年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有关精神，利用“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以及本次访问期间签署协议并建立的“中日海空联络机制”等做好危机管控，共同维护东海和平稳定。
三是深化经贸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和利益交融。经贸合作一直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新形势下更应该发挥其“助推器”作用。双方应积极开展节能环保和先进制造业合作，拓展新兴服务产业和创新领域务实合作，促进中日产业链深度融合，实现中日共同繁荣。同时，亚洲经济一体化离不开中日两国的引领，双方应携手推动中日韩自贸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进程，利用“一带一路”新平台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此次访问期间，两国经济部门签署了“中日关于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为中日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
四是加强民间友好交流，增进两国国民之间感情。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交。中日友好的基础在民间，中日友好的未来也在民间。一方面，中日之间的交往有着很广泛的民间基础，还有很长时间的历史积淀。民间友好是中日关系优良传统。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双方“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不懈努力。中日建交后，两国各界友好团体和人士大力开展友好交往，积极参与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为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近几年由于中日政治关系恶化，国民感情鸿沟因各种敏感问题的刺激在扩大。两国政府要高度重视这一问题，积极创造条件，使两国民众双向往来的巨大潜力进一步释放，推动国民大交流，特别是青少年、地方和草根阶层的交流，举办打动人心、引发共鸣的交流活动，引导更多民众关心支持中日关系，为中日关系改善夯实社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