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季刊

人工智能技术进步与未来国际体系的变迁

封帅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进步正在改变着我们生活的世界。随着计算机硬件性能的全方位提升和互联网时代海量数据的积累,人工智能技术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迎来了新的高速发展周期。依托于算法和算力的空前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首次跨越了产业化的门槛,被世界各国视为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关键力量。

  作为一项划时代的科技成就,人工智能与人类历史上的历次科技革命都存在着特质上的差异。旧有的技术革新的性质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而人工智能则能够通过对大数据的分析和学习,理解人类的内在需求,作为创造性的伙伴直接参与到人类改造世界的活动中。随着人类社会逐渐步入人工智能时代,人类与技术之间的深层次联系将不断调整,国际体系的主体、结构、逻辑、运行规则等诸多关键要素都将随之发生巨大的改变,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将面临严峻的考验。

  一、人工智能技术影响国际体系的路径与方式

  从理论上说,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可以被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弱人工智能(Artificial Narrow Intelligence, ANI)阶段,又称限制领域人工智能(Narrow AI)阶段,部分研究者也根据这一时期的人工智能技术的主要特点将其称为应用型人工智能(Applied AI)阶段。弱人工智能并不指代某一种单一的技术路径,而是通过人工智能的手段在一系列垂直领域提供问题解决方案的各种算法的统称。 在这一阶段,人工智能在功能表现方面会呈现出领域性的局限,针对不同领域问题需要单独进行产品开发,工具属性的特征较为明晰。

  第二,强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AGI)阶段,又称通用人工智能(General AI)阶段,或称为完全人工智能(Full AI)。指的是在可预见未来将出现的人工智能系统,它能够明显表现出与人类相似的智能水平,能够全方位、跨领域地解决人类所遇到的问题。 到达该阶段的人工智能技术应该能够通过图灵测试(Turing test),并且替代人类完成大部分的日常工作。

  第三,超人工智能(Superintelligence)阶段。超人工智能是哲学家通过推理描述出的一种未来状态,它被定义为“在科学创造力、智慧和社交能力等每一方面都比最强的人类大脑聪明很多的智能”。 但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对这一阶段人工智能的基本形态更多停留在想象和推理层面,只能从哲学角度加以思考。

  目前,以深度学习引领的本轮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将使人类社会逐渐步入“弱人工智能”(Artificial Narrow Intelligence, ANI)的发展阶段。本轮人工智能技术的高速发展周期始于2010年前后,“多层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是这一周期的主要标签。深度学习算法以建立套嵌式的多层次模式识别系统组成的“神经”架构为基础,通过组合低层特征形成更加抽象的高层属性、类别或特征,借以发现数据的分布特点。该算法的出现使人工智能拥有了从巨大且复杂的信息源中提取、识别和构建体系的能力。在那些任务目标明确,且相关数据丰富的领域,深度学习算法能够让机器学习新的技能,制定有效策略,从而在短时间内提出超过人类学习能力的问题解决方案。

  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通过“训练”与“学习”来解决特定领域的问题,但模型设计者本身并不能准确地知道该模型在解决问题时发现了哪些特殊规律,系统对于人类而言是一个完全的“黑箱”。因此,能够跨领域解决的通用人工智能(General AI)几乎不可能在现有的理论框架中出现。据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NSTC)预测,通用人工智能的出现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因此,人类社会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弱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也需要根据弱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影响力扩散方式来分析其对于国际体系的影响。
 
  从当前的发展态势来看,在弱人工智能时代深度学习所带动的领域性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进步会在三个层次上对国际体系产生影响:

  其一,从领域层面上看,部分人工智能技术可以直接应用于特定国际关系议题领域,从而改变现有各行为体在该领域的力量对比结构,为国际体系增加新的不稳定因素。目前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推进过程中,国际关系领域较为突出的直接改变出现在战略决策辅助系统和智能军事系统两个方面。

  其二,从制度层面上看,人工智能技术的领域性扩散将重塑世界经济体系中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全球经济体系将出现结构性的调整,进而推动国家内部权力分配方式的演变、资本力量的快速扩张和技术群体的影响力膨胀,并将使国家治理体系在技术变革的背景下发生重要的结构性调整。

  其三,从体系层面上看,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的影响最终将逐渐外溢到体系层面,由国内治理结构的变革触发国际体系建构的变革。社会经济条件和治理思路的改变会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发挥作用,国际经济和政治治理模式将随之出现微妙的变化,国际体系将会出现性质与规则的调整,以此适应变化了的经济基础。同时,国际体系层面的深刻变化也会体现全球社会思潮变化的总体方向。

  依托于上述分析框架,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讨论弱人工智能时代技术进步对于国际关系各要素所产生的复杂影响,并尝试勾勒出未来国际关系的宏观图景。

  二、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参与战略与军事领域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对于国际关系领域活动的直接介入,主要出现在战略决策系统和军事系统这两个领域。一方面,是由于战略决策与军事安全关系到国家的根本利益,所有国家都对该领域的新技术研发保持着积极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是这两个领域议题具有目标相对明确、数据积累较为丰富等特点,能够满足深度学习算法发挥作用的所有客观条件。

  (一)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战略博弈模式的变革

  从数学意义上看,国际行为体间的战略互动过程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不完全信息博弈”行为。参与者通过判断博弈对手的能力、意图、利益和决心,结合特定的外部环境分析,制定出最为有利的博弈策略并加以实施。传统意义上国家参与战略博弈的过程更多依赖政治家的直觉与判断。但随着深度学习算法的进步,人工智能决策辅助系统已经逐步显示出其在该领域的发展潜力。

  首先,人工智能系统能够提供更加精确的风险评估和预警,使战略决策过程成为精确化的拣选过程,提升战略决策的科学性。

  战略博弈的前提和基础是对于前景和风险的准确预测与判断,但任何人类的决策行为本身都是根据极为有限的情报信息进行的具有较强主观色彩的猜测性尝试。但当深度学习技术介入战略博弈过程之后,战略行为中所面对的风险的严重程度与应对策略的有效性可以通过技术手段以概率的方式进行精确表达。决策过程可以从主观猜测变为从不同概率的前景中拣选策略,最大限度减少了战略博弈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其次,深度学习算法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提供更多不同于人类常规思维方式的战略选项,并且在博弈过程中持续提升执行战略的有效性。

  深度学习算法的特点决定了机器智能并不是在模仿人类的决策过程,而是在充分理解目标的基础上主动构建新的策略。这些策略通常与人类的思维方式差异较大,但在实现博弈目标方面往往更加有效。同时,深度学习算法的另一个重要优势是可以从错误中学习,并且在反复互动过程中更加准确地掌握博弈对手的策略特征。随着数据的不断积累,博弈对手的特征和策略倾向会变得更加清晰,不断扩大互动的优势。

  最后,在战略博弈进程中,人工智能系统能够最大限度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提高战略决策的可靠性。

  人工智能是一个客观和中立的决策体系,代表着纯粹理性的态度。人工智能决策体系只会受到参数的影响,不会出现激情驱动决策的现象。人类无法摆脱疲劳和情绪对于身体的干扰,但人工智能不会因为时间的延长做出任何改变。相对而言,人工智能系统是更为可靠的决策者,是最接近理性选择的方式。

  总的来说,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的决策辅助系统将使得国际行为体之间的战略博弈能力的差距进一步扩大。缺少人工智能技术辅助的行为体将在风险判断、策略选择、决策确定与执行效率,以及决策可靠性等多个方面处于绝对劣势,传统战略博弈结构将会完全失衡。

  (二)人工智能技术对于军事领域的改变

  军事领域是引领人工智能技术得以突破的重要平台,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将使得武器系统、军事策略、军事组织甚至战争的意义发生深刻改变,人类社会也将在进入弱人工智能时代之后迎来一个完全不同的军事安全环境。

  首先,在军事技术层面,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将推动智能化武器的广泛应用。

  深度学习算法可以使智能化武器在虚拟环境中建立武器操控的基本能力,并且借助人工智能系统进行智能化武器的协调行动,最大限度地获得战场优势。智能化武器系统不仅能够使人与武器实现实质性分离,使实际伤亡率无限趋近于零,而且能够最大限度地提升武器的使用效率和不同武器之间的协作。

  当人工智能武器系统与传统模式的军事力量在战场上相遇,战争的法律与伦理观念将受到极大冲击。

  其次,在军事战略层面,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将使军事战略与策略水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相较于复杂的人类社会,战争本身是相对简单且封闭的领域。深度学习算法已经能够较为完整地还原全部战场信息,完成相对精确的战场沙盘推演。在实际的战场环境中,人工智能具有更加全面高效搜集战场信息的能力。战斗指挥员能够掌握更加全面和准确的战场信息,并获得更加精确的战术建议。

  在军事战略执行方面,人工智能拥有两个人类无法比拟的优势,其一,人工智能系统可以快速处理战场信息,具有人类所不具备的快速反应能力。其二,人工智能系统具有多线程处理能力,可以处理同时发生的多项行动,并提出人类思维模式所无法理解的复杂策略。在新技术介入之后,常规军事力量对抗的不平衡状态将被空前放大。传统的武装力量将越来越难以通过战术与策略弥补战场上的劣势。

  最后,在军事执行层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大大降低战争的门槛。

  在现代国际体系中,战争被普遍视为国际政治行为中的极端手段。巨大的经济成本与伤亡所造成的国内政治压力实际上给战争设置了较高的门槛。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战争行动的成本与风险都有明显下降的趋势。

  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将能够有效节约军事行动的成本。智能化武器的使用可以有效节约训练过程的时间和人力成本。无人作战武器的训练多依赖于相对成熟的深度学习算法,在初始训练结束后,可以快速复制到所有同类型无人作战武器上,完成作战武器的快速培训过程。从长时段效果来看,更是一种更加经济、更加有效的作战训练方式。由于算法与数据的可复制性,部分武器的战损对于整体作战效能的影响会被大大降低。

  另一方面,传统战争模式中最为残酷的一面是战争导致的人员伤亡,这也是现代社会战争行为最为严重的政治风险。而智能化武器的广泛应用实际上减少人类直接参与战斗的过程,人与武器实现实质性分离,将战争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利用无人武器系统的任务。随着智能化武器的广泛使用,人员伤亡能够大大减少,政治风险极大降低。这种情况实质上鼓励大国减少自我约束,更多采取进攻性的行动来达到相应的目的,也会对国际安全形成新的不稳定因素,客观上为大国之间的技术军备竞赛提供了额外的动力。

  三、人工智能技术对于国际体系的影响

  人工智能的技术对于经济体系的影响最为直接,其主要表现在于技术进步直接冲击现代社会稳定的经济结构,经济结构的改变又将导致国际行为体内部权力分配方式的改变,最终由内而外推动体系的变革。

  (一)弱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变迁

  由具有与人类智慧相似的机器来代替人类从事生产工作,这本就是人工智能产业的核心逻辑。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成熟,将颠覆原有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改变不同要素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社会生产活动中的全面推进,两种在当前人类社会中的难以容忍的负面现象将在过渡阶段广泛出现,并成为弱人工智能时代经济社会结构的常态:

  第一,持续性的失业潮。

  人工智能技术的核心逻辑是以机器自动化生产取代人类劳动,以提高社会生产率。因此,持续而普遍的失业现象将成为弱人工智能时代的基本特征。与传统上基于生产规模下行所导致的周期性失业不同,由人工智能所导致的失业现象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结构性失业,资本以全新的方式和手段替代了对于劳动力的需要。结构性的失业人口将不会因为经济周期的变化重新获得工作。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各个垂直领域的不断推进,实际的失业规模将越来越大,失业的持续时间也将越来越长。 

  第二,社会财富的严重两极分化。

  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是在弱人工智能时代与持续失业潮相伴而生的另一项重要社会现象,并对传统的社会结构造成严重的撕裂。

  首先,个体的财富分配会趋向两极分化。作为资本挤压劳动力的重要进程,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并不会转化为工资收入的普遍增长,新创造的社会财富将会以不成比例的方式向资本一方倾斜,低收入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将在新一轮的社会资源分配中处于严重的不利地位。

  其次,行业的财富分配也将呈现明显的分化状态,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将使拥有互联网与大数据条件的相关行业获得天量的资本注入,在未来5-10年,人工智能相关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将形成巨大的发展鸿沟。 

  最后,国家间的财富分化将进一步加剧。不同国家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的发展是严重不平衡的。在弱人工智能时代早期,部分国家会在一定时期内在人工智能领域形成实际上的技术垄断,从而获得大量超额收益,使得本已十分严重的全球财富的两极分化情况进一步加剧。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于全球的社会经济结构而言,发挥的是“创造性破坏”的作用。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下,资本与技术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获得全面提升,而劳动力要素的价值则受到严重削弱。全球范围内的资本和人才会进一步流向拥有技术优势的发达国家市场,留给发展中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机遇期实际上已经变得极为有限。而资本的权力将在政治体系中呈现快速扩张的态势。

  (二)弱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权力分配模式调整

  国家权力的分配方式从根本上说是由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特点所决定的,当人工智能技术所推动的社会经济结构变革逐步发生时,新的社会权力会伴随着技术变革而兴起,推动国家治理结构与权力分配模式做出相应的调整:

  其一,资本权力将依托技术垄断的地位得以持续扩张。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依赖于巨额且长期的资本投入,因此,目前世界范围内的主要数据资源以及人工智能的先进技术基本都被大型跨国企业所垄断。掌握数据和算法本身就意味着权力,他们能够利用算法的黑箱为大众提供他们希望看到的内容,潜移默化的改变公共产品的提供方式。资本和技术力量的垄断地位结合在一起,将逐渐分享传统上由民族国家所掌控的金融、信息等重要的权力。

  其二,技术权力凭借知识方面的不对称优势在短时间内膨胀。在向弱人工智能时代过渡的时间段内,作为承担人工智能科技开发核心任务的少数精英科学家群体将获得超越常规的影响力,凭借自己的话语权与影响力构成一个特殊的技术权力阶层 ---- 科学家共同体。由于这一时期顶级科学家共同体规模很小,可替换性不强,群体相对比较稳定。而人工智能技术所引发的产业革命与社会结构的大规模调整将同时出现,使得科学家共同体本身成为了技术与社会结构变迁的中间环节,对于未来技术发展的形态具有重要话语权。

  在弱人工智能时代最初的阶段,传统政治权力、资本权力与技术权力将会形成某种金字塔式结构。传统政治权力将继续掌控安全、税收、社会管理等国家权力的核心要素,并继续垄断武力的合法使用权,为其他形式的权力的使用背书。作为资本权力的代表,大型跨国企业将接受一定领域的权力让渡,为全社会提供数据和经济信息等方面的公共产品。而科学家共同体构成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与社会生产的关键纽带,对于未来社会提供基本标准和道德影响力,并承担着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的责任。三种力量相互支持又相互限制,在不断互动的状态下进行相互适应,尝试摸索新的社会发展阶段最为合理的国家治理模式。

  (三)由内而外的国际体系变革

  弱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体系变革实际上是国内权力分配方式在更广泛空间的自然延展。如图3所示,获得传统政治权力让渡的资本权力和技术权力将在新阶段的国际体系中获得国际行为体的合法地位,并且将该类型的主体间互动方式引入国际体系中,使得整个体系呈现出主体多元、规则多元和关系多元的复杂状态。

  第一,主体多元特征:主权国家、跨国企业与跨国界的科学家共同体都将成为新时代国际体系的重要参与者。
 
  在弱人工智能时代,主权国家作为国际体系最重要行为体的地位仍难以改变,超大型跨国企业将逐渐发展成以商业利益为核心的,具有一定独立性和话语权的国际行为体,为中小国家提供特定领域的公共产品,并参与其他议题的政治交易。而科学家共同体在国际体系中作为一种独立力量出现,对于弱人工智能时代全球共识的形成将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
 
  第二,规则多元特征:新时代国际体系中不同行为主体奉行的行为规则存在明显差异。

  主权国家仍将继续奉行当前国际社会的基本运行规则,围绕着权力、利益等传统主题展开竞争与博弈。而跨国企业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目标,由于无法获得武力的合法使用权,和平竞争将构成其活动的主要模式。科学家共同体则具有明显的全球化特征。不同运行规则的存在意味着新体系内的诸多要素需经过较长时间的磨合才能形成稳定的权力边界。

  第三,关系多元特征:主权国家与跨国企业将围绕着权力让渡的边界展开复杂博弈,限制和消解科学家共同体对于技术的垄断又将成为主权国家与跨国企业共同的政治运作。

  主权国家需要利用跨国企业在技术和商业上的成功带动本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但也随时警惕其发展侵蚀到主权国家的核心权力。然而,在以政治手段限制消解科学家共同体对于技术话语权的垄断方面,主权国家与跨国公司具有充分共识。由于在人类历史上缺乏处理少数人垄断高阶技术权力的经验,如何通过新的机制建设,在充分发挥科学家群体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积极作用的同时,限制技术权力可能的滥用,将成为弱人工智能时代早期的核心政治运作。

  四、中国的战略选择

  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将会改变传统的工业化路径,最终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蓬勃兴起。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不仅将推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升,也将对人类社会的经济生产形态、权力分配模式与国际体系的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技术浪潮的冲击下,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力量差异将进一步扩大,人类将步入一个更加不平等的时代。

  为了有效应对具有时代意义的技术革命与制度变迁,世界主要大国都在积极布局,根据本国的国情制定合理的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规划,协调本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各种资源,努力占据技术与产业的制高点,并争取在新的国际体系中获得更加有利的战略位置。

  人工智能所引领的产业革命是中国发展的宝贵机遇,这将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科技前沿国家的身份迎来的产业革命。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互联网大国之一,中国在推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一方面,国内资本青睐人工智能未来的商业前景,在技术发展方兴未艾之时便投入了大量的研发资金,积极聚拢了大量人才。经过20多年的发展,以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为代表的中国顶尖互联网企业已经逐步成长为国际巨头,他们拥有充足的研究经费,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搜罗人工智能领域的优秀人才,并且在不同领域已经具备了较为充分的技术积累。另一方面,作为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市场,中国的互联网人口在2017年已经超过7.5亿人,加之移动互联的普及,使得相关垂直领域积累了海量的数据,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养料。中国的互联网市场空间足够广大,能够使研究的商业化进程顺利推进。更重要的是,中国系统的产业规划与政策引导能力能够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全面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视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2016-2017年,国务院先后颁布了《“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和《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对中国在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方面的战略定位、发展目标、主要任务、保障措施等方面都提出了详细的规划。通过上述规划的实施,推动人工智能科技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国家战略,这将有力地推动我国在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化方面的进步,也将对全球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在国家规划的推动与协调下,通过对资源的有效整合,我国完全有能力在未来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中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补齐发展短板,在新的国际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目标。

  当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人工智能革命带给国际体系的将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深层次变革,变革的过程本身就意味着无法预估的风险。如何在潜在的动荡风险尚未形成时做到未雨绸缪,使技术革命的影响不至于反噬人类本身,这也是社会科学研究所肩负的重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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