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季刊

不惑之年重回正轨,中日关系面临关键“窗口期”


严深春  国际问题观察员


一、中日两国总理在重要节点实现年内互访

  10月25日至27日,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华进行正式访问。此访是日本首相时隔7年来的首次正式访华,也是对今年5月李克强总理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的一次回访。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中日关系已进入不惑之年。在此重要节点,两国领导人时隔11年再次实现年内互访(上次系2007年时任温家宝总理和时任福田康夫首相的互访),推动重回正轨的中日关系向前发展,意义十分重大。

  安倍首相访华期间得到中方高规格接待。国家主席习近平、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分别会见。习近平主席夫妇专门同安倍夫妇举行餐叙。李克强总理同安倍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就改善发展中日关系及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广泛、坦诚地交换了意见,取得不少共识。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共识就是,两国将化竞争为协调,推动中日关系进入协调与合作的新时代。

  两国总理见证了两国政府签署的10多项协议,包括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搜救协议,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招待会并致辞。两国总理还出席了首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部长级论坛,两国近千位企业家代表出席,并签署52份商业协议。

二、未来三年是中日关系发展的关键“窗口期”

  毫无疑问,两国总理在今年内实现互访,有助于巩固提升中日两国政治互信,深化双方各领域务实交流合作,有助于推动中日关系在重回正轨基础上,不断取得新的发展。

  展望未来三年,中日关系面临一些关键节点:2019年,中国将举办第八届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安倍将出席并可能再次访华。日本将举办二十国集团峰会,习近平主席将参加并可能首次访日。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日本将在历史上第二次举行奥运会。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建党100周年,日本将举行众议院大选。

  综合考虑中日两国的国内政治议程、双边关系合作潜力以及国际地区环境的变化,中日关系持续改善发展有望保持强劲势头,中日关系可望迎来一段平稳发展的“窗口期”。

  (一)安倍政府改善对华关系的政策可望延续

  目前看,改善对华关系已经成为日本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识。去年下半年以来,安倍在不同场合多次表达了推动日中关系发展的意愿,表示要“将日中关系提升至一个新高度”。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接受日本各报的年末专访时,称“日方是真心实意地想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1月22日,安倍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就日中关系高调表示,“将从大局观出发,发展稳定的友好关系”。日媒注意到,这是安倍上台后首次明确提出要发展“日中友好”。

  今年5月,李克强访问日方期间,安倍给予了高规格接待,几乎是全程陪同李总理访问,离开时亲自将李总理送到飞机舷梯告别,足见其对改善两国关系的殷切。安倍并多次明确对李总理表示,日中关系要由“竞争转向协调”。

  据日媒报道,安倍侧近人士曾透露,安倍欲有意将改善对华关系打造成外交上的最大亮点和执政遗产之一。

  安倍于今年9月如愿连任自民党总裁,任期至2021年。如无意外,其首相任期也将延续至2021年,成为日本宪政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首相。作为强势首相,安倍没有政治竞选压力,可以专心地推动自身内外政策议程。在对外政策方面,安倍政府对华政策将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二)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稳定的中日关系

  中国政府重视中日关系的政策始终如一,坚持牢牢把握两国和平、友好、合作大方向,这是一项既定政策,不会因一时一事而改变。 
当前,中国正处于到2020年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需要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创造更为有利周边和国际环境,因此有强烈意愿和耐心积极推动中日关系保持稳定和不断发展。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40周年。1978年10月,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为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而对日本进行访问,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起航之旅。邓小平在访日期间说:“我这次到日本来,就是要向日本请教”,“我想把日本发展科学技术的先进经验带回去”。过去40年在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外部因素中,日本因素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

  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进入新阶段,如何实现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日本在这方面的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对中国尤其重要。

  (三)中日关系将保持强大内生驱动力

  中日两国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和人文交流一直是中日关系发展的内生驱动力,未来三年有望进一步得以强化。

  在投资领域,据日方统计,2017年日本对华投资32.7亿美元,同比增长5.1%,扭转了连续4年下降趋势,今年上半年更是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随着中国制造和中国消费的升级,越来越多的日资企业将更加重视中国市场。近期,丰田等三大汽车企业纷纷宣布在华扩大产能。在贸易方面,据中方统计,今年上半年,中日双边货物贸易额达到2141亿美元,同比增长11.2%。

  可以预计,未来三年,随着中日在高端制造、金融、创新、养老等领域合作的深入推进,以及“一带一路”框架下第三方市场合作逐步落地,中日经贸关系将再上新台阶。

  在人文领域,双方民间交流频密,2017年人员往来超过一千万,两国友好城市达到345对。每周有1000多个航班往返两国60多个城市之间。

  今年上半年,据日方统计,中国大陆游客访日人数首次突破400万大关,达到405.6万人次,同比增加23.6%,牢牢占据外国游客首位。受益于此,中国民众对日感情出现明显好转。10月11日,由中国外文局和日本言论NPO共同实施的“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受访者对中日未来关系发展更趋乐观。越来越多中国受访者认可中日关系重要性,期待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

  同时,日本民众对华感情也在改善,尽管幅度不是很大。考虑到日本本质上是一个较为封闭的精英社会,舆论导向和民情民意受政治精英、学术和媒体界的影响很大,随着两国领导人交往的恢复和加强,中日政治关系回暖的气氛会逐步向日本社会扩散,民众对华感情未来三年会有较大提升。

三、世界大变局中的中日关系更需要稳定

  近期,中日两国媒体,也包括一些西方媒体,在报道中日关系改善时,都不忘提及美国因素。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中日关系此轮改善与升温,特朗普政府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起到了推动作用。中美间摩擦已超出经贸领域,日本则对美国盟友的可靠性产生质疑,中日双方都需要加快缓和关系,既弥补两国各自对美关系下行所造成的损失,又对美国反向施压,增加自身应对美国的筹码。

  上述的观点和分析都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却忽视了中日关系内生动力。中日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两伤,这是两国政府和战略界对双方关系的理性认识。过去这些年中日关系的反复折腾,再次验证了这个道理。事实上,两国改善关系的愿望其实早已开始酝酿,中日关系的基本面是内因,国际形势的变化则起到了顺水推舟的作用。

  笔者近期同一些关注中日关系的日方人士交流,对方普遍表示,安倍首相确系真心希望改善对华关系。他们称,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消极对抗明显上升的背景下,安倍政府逆势而上,坚持持续改善对华关系,显示出日本的对外战略也在发生微妙变化,安倍政府有意在中美之间谋求一种新的平衡。

  一些日本战略学者指出,即使有日美同盟的存在,中日关系仍是日本确保战略自主和外交平衡的“不可缺少的保障”。日本前外相川口顺子日前在北京出席会议时明确表示,“中日关系以及中日合作是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存在的,这就像日美之间是同盟关系一样。即使未来各方之间的贸易摩擦平息了,中日关系的发展也不会受到来自美国因素的根本影响。”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着深刻复杂的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同时,逆全球化倾向抬头,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愈演愈烈,世界经贸环境发生明显变化,国际环境不稳定与不确定性大增。

  在此背景下,作为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的中国和日本,中日关系早已超越双边范畴,越来越具有地区和全球意义。中日两国在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和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等方面的共同语言和共同利益在大幅增多。

  安倍首相在访华前接受中国媒体联合采访时表示,日中两国共同负有对本地区及世界和平繁荣的重大责任,两国应从大局出发稳定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在会晤安倍时,也强调了两国携手为亚洲和世界发展作贡献的重要性。

  在亚太地区,随着美国单边主义、孤立主义和利己主义甚嚣尘上,中日携手合作对于维护开放包容的地区经济秩序,将会发挥更为重要的建设性作用。近年中日联手东盟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协定就是明显例证。地区国家也十分期待中日尽快改善关系,携手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亚太和世界提供公共产品。

四、中日关系实现长期健康发展需要登高望远

  毋庸讳言,中日关系要实现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仍面临不少严峻挑战。当前,中日两国仍处于相互认识和相互定位的调整磨合期,中日间的结构性矛盾仍突出。双方之间长期存在的历史、台湾、领土和海洋权益等问题短期内无法根本解决。

  从长远看,中日关系能否最终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关键要看双方能否增进政治和安全互信,从战略的高度和长远的角度把握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向,真正视对方发展为机遇,将“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真正转化为具体政策和行动。
未来一个时期,双方要遵循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精神,相互支持对方和平发展,尽快找到符合时代潮流与两国各自利益的新的相互定位。

  双方在政治安全领域要主动开展正面互动,着力于扩大利益共同点,加强经济合作,人文交流;同时,妥善管控历史、东海、台湾问题等矛盾分歧,共同开创两国关系新的未来。

  为此,笔者提出以下三方面值得探索的建议:

  (一)考虑签署第五份政治文件,提升中日关系定位

  高层交往对两国关系改善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今年两国总理实现年内互访。明年6月,日本将举办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双方应抓住这些重要契机,加强对中日关系的顶层设计和高层引领,不断增进政治互信。

  两国要保持政府、政党和会议交流,开展外交当局、防务安全领域对话,及时就双边关系中的重大问题、各自内外政策和发展走向进行深入对话与沟通,化解彼此疑虑,防止战略误判。

  近期,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等公开提出,为增进政治互信,日中双方有必要签署第五个政治文件。距离2008年签署的第四份政治文件《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已过去10年。既然日方有这样的政治意愿,中方不妨接过来,以此为契机引导日本更加理性地认识中国,共同探讨塑造符合时代潮流与两国各自利益的新定位。

  笔者认为,进入不惑之年的中日关系已站在了新的起点,两国关系定位也要从十年前确定的基于利益交换的“战略互惠关系”向更为积极的方向推进,应该构筑面向未来、基于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二)推进中日经贸金融合作,推动日本加入亚投行。

  经贸合作一直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新形势下更应该发挥其“助推器”作用。双方应积极落实两国总理互访签署的各项协定,重点在节能环保、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合作,拓展金融、医疗养老等新兴服务产业和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创新领域务实合作,利用“一带一路”新平台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实现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

  金融合作是中日经济合作的重中之重,可起到夯实中日经济基础的“融合剂”作用。两国续签了货币互换协议,人民币和日元已实现直接交易结算,中方正筹备在东京设立清算银行。

  下一步,随着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逐步迈出实质性步伐,日本加入亚投行也应早日提上日程。事实上,日本国内呼吁安倍政府早日加入亚投行的呼声自去年以来一直很高。

  据日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对亚投行的最新评估认为,其在运营透明度、融资条件、风险管理等各方面均做了妥善的制度安排,而且同世界银行和亚开行等既存的国际金融机构开展具体合作,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根据亚投行的章程,日本如果加入,必然成为第二大股东。日本在加入亚投行问题上目前欠缺的是一个政治决断和一个合适时机。中方应促成日本迈出关键一步。

  (三)中国应适时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中日同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协定谈判成员,正在努力同东盟等伙伴一道致力于推动RCEP于今年内结束实质性谈判。在推进RCEP的同时,中国应认真考虑适时加入CPTPP的问题。这也是中日携手推进亚太经济一体化的应有之义。

  由日本主导的CPTPP已经签署并得到许多亚太国家的支持。长远看,CPTPP等所代表的全球经贸新规则,是未来全球经贸发展的必然趋势,总体上符合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的大方向,并可对中国深化改革与开放起到一定“倒逼”作用。面对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中国应着眼未来,化压力为动力,练好内功,做好加入CPTPP准备。

  在这一互动过程中,日本可以发挥重要“牵线人”作用,这不仅可以增进中日互信,促进中日经济进一步融合发展,更能促进中日在共同引领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方面的实质性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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