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季刊

从数据看中美经贸合作的发展

周世俭

 一、中美双边贸易迅速发展

  2017年一改连续两年的疲软,中美经贸合作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出现了可喜的现象。
  2016年,美国经济疲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出现了2010年以来的低谷。中美经贸统计无论是总额、出口、进口,甚至贸易平衡四个方面,双边的统计都出现了负增长。中方统计当年贸易总额下跌了6.7%;美方统计贸易总额下跌了3.6%。另外,由于美元走强,美对华出口额连续两年下降。
  上述情况在2017年得到了扭转。中方统计中美贸易额5837亿美元,增长12.3%,对美出口4298亿美元,增长11.5%, 从美进口1539亿美元,增长达14.5%,贸易顺差2758亿美元,增长9.9%。美方统计双边贸易额6501亿美元,增长9.9%,从中国进口5262亿美元,增长9.3%,对华出口1304亿美元,增长12.8%,逆差3958亿美元,增长8.2%。
  2017年中美贸易总额占中国外贸总额的14.2%,相当于1/7。对美出口额占出口总额19%, 若加上经香港转口为5262亿美元,占中国总出口额的23.3%,将近1/4。从2012年起,美国市场就超过了欧盟市场,位居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依据美方统计,美中贸易额占到美国外贸总额16.43%,将近1/6, 从中国进口占到21.84%, 超过了1/5。
  与货物贸易相反,多年以来,中国在服务贸易领域存在较大逆差。中方统计2017年中美服务贸易总额1201亿美元,对美出口330亿美元,从美国进口871亿美元,中方逆差541亿美元。
  从2015年起,中国超过加拿大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已历时三年。中美两国早已互为举足轻重的贸易伙伴,相互依存,互惠互利,合作共赢。

二、中美相互投资迅速发展

  最近几年,中国企业对美非金融类投资迅速增长。按照中方统计(不含经第三地赴美投资,例如2013年9月双汇国际控股公司以71亿美元收购美国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因双汇国际在香港注册而没有被统计在中国大陆对美投资内),2014年对美投资52.4亿美元,增长30.7%, 2015年83.9亿美元,增长60%, 2016年200.8亿美元,增长139.3%, 2017年78.1亿美元,同比下降62% (2017年的下降主要由于美国政府加大了对中国投资的安全审查和限制;另外中国为了稳定外汇储备从而倡导理性投资)。到2017年底中国大陆对美投资累计为572.7亿美元。
  据美国荣鼎咨询公司统计,中国赴美非金融类投资(含经港澳和免税区)2013年140亿美元,2014年119亿美元,2015年158亿美元,2016年456亿美元,2017年290亿美元。到2017年底对美累计投资1364亿美元。据美中关系委员会会长欧伦斯说,到2016年底中国对美投资提供了14万个就业机会。
   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越来越多的大中型企业显示了赴美投资的积极性。美国拥有健全和透明的法治环境、先进的技术水平、训练有素的职工、廉价的能源、低廉的物流成本、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一流的研发能力。最重要的是有健全的销售渠道和庞大的消费市场,任何一种商品打开了美国市场就意味着打开了全世界的市场,从2018年起,特朗普政府大幅度降低企业所得税,这将会进一步吸引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的积极性。作为世界头号经济体,美国需要世界的资金来支撑经济复苏和重回繁荣。
  美国对华非金融类实际投资继续增长。据中方统计,2014年23.7亿美元,2015年20.9亿美元,2016年23.9亿美元,2017年26.5亿美元,到2017年底美对华累计投资826.5亿美元。
  据荣鼎咨询公司的统计,到2016年底,美对华非金融类实际投资(含经港澳和台湾地区)达2280亿美元。
  中美两国在相互投资领域也已成为互为十分重要的伙伴。
  2008年,中美正式启动投资协定谈判。在2013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双方确认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展开谈判。在2014年底完成了投资协定的文本谈判,于2015年初开始负面清单谈判。中方为此做出了极大的努力,负面清单项目从2013年的190项到2017年7月已降到95项。与此同时,中方要求美方减少或停止非经济因素对企业投资的限制,诸如所谓的国家安全审查。据报道,仅2016和2017两年,受到国家安全审查而被限制的中资企业项目多达27起,严重干扰了中国赴美投资和双边合作。
  双边投资协定(BIT)是中美经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达成一个高标准的双边投资协定将有助于两国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提供两国经贸合作的质量,将迈出建设中美自由贸易区的极为重要的一步,它符合两国的重大经济利益。
  2017年11月8日至10日,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中美签署了2535亿美元的经贸大单,其规模相当于2016年台湾省GDP总量的一半。其中,中方采购为1088亿美元,占整个经贸大单的42.9%。其中包括300亿美元采购370架波音飞机,262亿美元的芯片、航空发动机和汽车零部件,110亿美元的液化天热气,50亿美元的大豆,此外还有牛肉等项目。
  中国企业赴美投资项目1317亿美元,占经贸大单的52%。含国家能源投资集团赴西佛吉尼亚州投资837亿美元,开发石油和天然气;中石化等赴阿拉斯加州投资430亿美元,开发天然气和石油;此外,中企赴怀俄明州50亿美元开发能源。
  此外美国企业来华投资项目5个,金融130亿美元,占经贸大单的5%。
  以上采购和双边投资项目若都能落实将会促进中美经贸合作的更快发展,也有利于逐步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
  特朗普政府让中国企业到美国地广人稀、经济相对落后的州去开发项目,充分说明美国想利用中的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协助特朗普实现振兴美国经济的愿望。
  这也充分显示中国政府正在积极努力地缓解美国对华贸易逆差。

三、中美应避免贸易战

  多年以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一直居高不下。但对华贸易逆差在美国外贸逆差所占的比例却在逐年下降。2014年,对华逆差占到逆差总额50.6%,2017年对华逆差占比下降到45.88%。
  中国对美出口的大部分商品是物美价廉的日用消费品,缓解了美国的通货膨胀,有利于广大的中低收入人群,等于给广大的中低收入的人群减少了税收。
  2016年,美国人穿的鞋98%以上靠进口,其中60%来自中国,19%来自越南,10%来自印尼。从中国进口的玩具占86%,箱包占61%,家具占44%,纺织品和服装占37%,机电产品占27%(其中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占94%,数码相机占40%,家用彩电占27%)。
在中美经贸合作中,中国物美价廉的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而美国的高新技术优势且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举例来说,美国若能把能源和环保的高新技术转让给中国可获得上千亿美元的商机。但美国政府却作茧自缚,把商机留给了欧洲和日本。
  2017年,特朗普政府滥用贸易保护主义的法律手段。从年初,动用1974年贸易法的“337条款”,到8月14日动用“301调查”,2018年1月22日决定使用“201调查”,矛头直指韩国、中国和日本的大容量洗衣机,和中国、马来西亚的太阳能电池板,2018年2月16日商务部长罗斯又宣布启动“232调查”,报告建议对从全世界进口的钢铁征收24%的高关税,对从韩国、巴西、印度、中国和欧洲的钢铁加征53%的高关税;报告对来自全世界的铝材加征7.7%的关税,对来自俄罗斯、越南、委内瑞拉和中国的铝材加征23.6%的高关税。据2月16日法新社报道,美国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知名贸易专家加里.霍夫鲍尔说贸易制裁可能导致钢铁价格上涨20%,但是钢铁报告没有谈及此事将对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害。他说:“通用电气公司、卡特皮勒公司、埃默森公司,所有造桥企业都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商务部提出上述建议之际,白宫正努力推动美国基础设施的大规模重建。”完全可以说弊大于利。
  无论是“337调查”、“301调查”、“201调查”和“232调查”均来自五六十年前的美国国内贸易法。调查的结果不是大幅度提高进口关税就是设置严格的进口配额,这完全是赤裸裸的贸易保护主义。法律是美国人制定的,审案的法官、处理案子的律师、调查员均为美国人士。从哪里去体现法律最基本的要素:公平、公正。最说明问题的是最后审结案子的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的六位法官,当他们投票结果为三比三,美国贸易法规定涉案外国企业败诉,美国企业胜诉!这岂不是典型的“美国优先”?!这完全不符合世贸组织多边贸易的规则。
  2001年,小布什政府发动了钢铁“201调查”,最后裁定对外国钢铁进口设置严格的配额。中国和欧盟等国不服,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联合起诉美国,2003年美国政府败诉,撤销了对钢铁设置的进口配额。笔者当年参加中国商务部代表团在日内瓦与美国对簿公堂,亲身经历了胜利的喜悦。笔者建议涉及这几项调查的国家应当联合起来到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起诉美国,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
  美国从1971年开始出现外贸逆差,至今已有47年了,而且日益严重。按照美国海关统计,2016年美国对101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货物贸易逆差。美国的贸易逆差是经济全球化和战后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是大规模国际分工的必然产物,是结构性的,很难逆转。其实,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进口的日用消费品是对美国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人民生活需要的必要补充。美国完全可以充分运用享有国际货币地位的美元钞票来应对,历史早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发生贸易摩擦必不可怕,对话总比对抗强,协商总比动手强。中美两个大国分别为第二和第一大经济体,而且互为举足轻重的贸易伙伴,一旦发生贸易战必然是两败俱伤,谁也不可能获得好处。不仅如此,必然会拖累世界经济的发展,这是中美两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不愿意看到的。还是那句话,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共赢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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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世俭,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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