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季刊

沙特激进的再国家化变革

张卫婷

一、沙特建国与不完全国家化

  沙特是政教合一的君主专制国家,也是美国最早的盟友之一。沙特王室、瓦哈比派和美国体系都参与沙特上层建筑构建,并分别扮演关键角色。沙特王室居于政权中心,以传统部落家族模式分配权力,实现坐庄统治。瓦哈比派以沙里亚法管理社会运行,协调政权与社会关系,指导个人生活。美国定位沙特的外交关系,保证沙特在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中的合适地位。这样跨越时代的混合政治机制之所以成为可能,是沙特建国时国家化不完全的结果。
  与瓦哈比派和美国结盟是沙特家族实现建国的关键,也是沙特国家化不完全的主要原因。18世纪,随着西方侵略加剧,奥斯曼帝国放松对阿拉伯半岛控制,半岛内部权力角逐催生新一轮部落战争和宗教改革。沙特家族最初既没有显赫历史背景,也不掌握大量土地和财富,仅仅控制着内志一个不足70户人家的绿洲定居点。瓦哈比遭到本部族放逐,被沙特家族接纳后帮助后者在内志地区崛起。瓦哈比派的宗教课税、集体祷告、社会两分和圣战动员等概念,为沙特家族军事征服提供了宗教合法性和现成的社会治理手段。基于宗教认同的两分法超越了传统部落仅以血缘为忠诚号召的局限,但是宗教社会就如传统帝国,势必也会保留大量的地区特色和多元倾向,阻碍国家化深入发展。事实上,由于地理区隔和奥斯曼帝国的反制,沙特家族早期的征服规模有限且不稳固。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伊本•沙特通过三方面努力最终完成了对半岛的征服。其一,通过引进西方交通、通讯技术以及鼓励游牧部落定居以促进社区物理联结。其二,通过消除多神崇拜、推进政教合一以促进认同一致,巩固制度优势。其三,获得英国对沙特向海湾沿岸地区扩张的谅解。此后,地区秩序加速流变,沙特成为新兴阿拉伯邻国和殖民大国觊觎的对象。美国作为新兴的、没有地区殖民历史的域外大国,成为沙特拉拢的对象。双方同意在沙特合作勘探石油,并于1933年实现建交。1941年沙特发现大油田。1943年,为阻止意大利进攻沙特炼油厂,美国向沙特单独设立大使馆,并提供军事保护。这样,沙特与美国基于石油利益和安全保护的特殊关系开始形成。
  由此可见,建国与国家化在沙特是一个同构过程,国家化是沙特融合盟友优势资源实现建国的工具。也正因此,沙特的国家化在建国后就失去了动力而遭搁置。一方面,瓦哈比派是法定国教,为政权合法性背书,其保守复古的立场约束政权继续改造社会的倾向。另一方面,美国的介入解决了沙特政权的财政和安全需要,使其能够脱离于当地社会而自足运行。当然,国家化进程暂停,沙特王室先天暗弱的缺陷也就此被保留下来。二战后,地区持续动荡,沙特始终处于安全威胁之下,对两个同盟的依赖继续强化。

二、机制冲突和石油经济支撑

  两个同盟关系是沙特所有上层建筑的基础支柱,但是它们的互斥性共存也限制了沙特国家政治的进化空间。石油经济体系的适时发展为冲突性的政权基础提供了缓冲,解除了沙特继续推进国家化的紧迫必要性。
  两个同盟关系都是彼此政治妥协的产物,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也被保留。作为王室合法性的背书者,瓦哈比派以原教旨主义自我标榜,其自身合法性全部来自于对先知圣训的严格解读和实践。根据圣训,穆罕默德时代及其后两代构成最好的伊斯兰社会模版,然而沙特的政治实践,包括君主制以及基于家族共识的兄终弟及世袭制,都与先知时代通过民主推选产生领袖的办法相去甚远。与美国结盟使沙特不得不接受大量现代性元素的输入,这又与沙里亚法的保守复古规定格格不入。以上都让瓦哈比派成为意识形态上更保守的萨拉菲派持续攻击的目标。考虑到原教旨派在沙特只是少数派,瓦哈比派和萨拉菲派一共仅占沙特人口的23%,且主要集中于内志一省,瓦哈比派合法性流失凸显了政权的脆弱性。
  美沙同盟也从一开始就内嵌了脆弱性。首先,维持美沙同盟关系将损害本国国内政治为代价。美国政府对沙特的社会宗教政策长期采取宽容缄默态度,这有损美国国内和国际道义的完整性。反过来,沙特政府不得不在国内引入最低限度的社会改革以满足美国要求,并且对美国扶植以色利采取温和态度,结果使自己在国内和地区都更趋孤立。“9•11”事件后,文明冲突论高涨。两国作为冲突文明的领袖国和事件的直接当事国,盟友关系因此备受考验。其次,美沙同盟合作的石油和安全基础几经流变,并不牢靠。美沙合作始于石油开发,但二战时沙特原油产量尚不及美国本土1%,但促使美国将沙特纳入保护范围的是后者在安全上的潜在价值和高度脆弱性。就安全而言,由于利益和认知不对称,共同防御意味着双方要分享各自的安全威胁,也就要承担一些本不必要甚至与本国利益直接冲突的防御义务。就石油而言,19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使阿美公司逐渐完成去美国化,此后两国经贸伙伴日趋多元化。“不可替代”协议中的军火贸易成为盟友关系名义存在的宣示而不再是双方对彼此安全承诺的标志。
  冲突性的政权支柱基础客观上削弱了中央权威。为了维持盟友间的脆弱平衡关系,沙特王室向各阶层和领域引进包含封建效忠和现代赞助的混合治理机制。具体的做法是在众王子间按照传统的封建方式分配国家权力,同时又允许他们以现代的政治赞助模式竞争政策资源,以优先推进各自背后利益集团的议程安排。这个治理模式带来两个较为负面的副作用。其一,垂直方向的权力分割与家族世袭相结合,在某些关键部门和省份形成事实上的长期割据局面。前国王费萨尔的儿子,沙特•费萨尔自1975年担任外交大臣凡40年,直到2015年去世。现国王萨勒曼在担任国防大臣前,曾主政利雅得省达48年之久。2016年在被时任副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撤换前,阿里•奈米已经掌管石油部和阿美公司超过20年。沙特王位继承奉行兄终弟及原则,在地方分封上则优先执行父子相替办法。随着时间推移,不同步任期和长期割据将巩固不同利益共同体,分化政权内部向心力。其二,水平方向的赞助竞争,导致政权内部不同集团与两个盟友的特定部门组合成次级利益共同体,从而稀释对王室的忠诚。2017年6月被撤换的王储奈耶夫曾长期主导反恐事务,与美国安全和情报部门关系非常密切,以至于外界曾担心沙特撤换王储可能会冲击双边关系。2015年4月被撤的王储穆克林曾长期主政黑尔省和麦地那省,之后负责情报部门期间对沙特在应对基地组织、维护与巴基斯坦军方关系以及处理伊朗核问题等关键事务上具有相当话语权。
  石油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政权安排补充了经济基础,增强了政权包容相互冲突的韧性。沙特在1930年代仍然是几乎完全由绿洲农业构成的自给自足经济。美沙合作勘探石油后,沙特逐渐拥有全球最佳的石油资源禀赋组合。沙特石油储量特别庞大,2016年探明储量约为2600亿桶或41立方公里,占世界16%,且多埋藏于沿海浅表,70%为轻油和超轻油,开采和提炼成本远较其它国家为低,利润率更高,加上沙特人口总量少,国内消费占用少,出口比例高。新增的石油财政收入,不仅为维护美沙合作提供了压舱石,使瓦哈比派所坚持的社会传统可以得以维持,而且王室通过专享石油权益还获得了新的忠诚管理手段。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刺激沙特政府不断追加投资石油产业。与此同时,其它产业因为较低的回报率和便利的进口替代而被有意忽略。结果是尽管此后政府曾多次发起经济多元化战略,但沙特仍不可避免地形成了石油依赖。石油部门常年贡献沙特GDP的近半,出口收入的八成,以及财政收入的九成以上,而占另外四成GDP的私营部门也大多直接或间接为石油部门服务。
  鉴于石油已经成为新的效忠源泉,沙特王室采取多项措施加强石油自主权并扩大石油收入。其一,以安全换石油,收回阿美公司。二战后期,沙特先抵制了罗斯福总统的购买建议,又以向美军出借军事基地扩大安全合作,换取收回石油租借权。1950年双方修改协议,沙特和阿美共同开发,利润五五分成。此后地区内民族主义运动持续高涨,加上1971年英国撤出波斯湾,沙特以安全合作换取美国出让阿美20%股权。1973年沙特主导以石油为武器打击美国经济,展现出对国际油价的关键影响力。在沙特承诺以美元结算和稳定油价支持美国全球霸权的基础上,美国允许沙特完全回购阿美公司。其二,压制国内什叶派的平权运动。什叶派约占沙特总人口的15%,但是在东部海湾沿岸和西部红海沿岸高地地区都占3/4多数。东部海湾沿岸低地不仅分布着沙特绝大多数原油储量,也是最大的炼油设施所在地。沙特每天有约900万桶原油经波斯湾的拉斯坦努拉港和朱艾玛港的油轮或者通过输油管经红海沿岸的延布港出口,而这三个港口也都位于什叶派多数地区。随着石油收入的迅猛增长,沙特政府也加大了对教育、医疗、住房、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后者的发展带来社会参与预期的普遍增长。但是在瓦哈比派的教义要求下,什叶派一直无法获得平等社会地位。在1970年代以前,沙特通过支持地区民族主义运动来引导构建国内话语,抑制少数派活动。伊斯兰革命以后,沙特又将国内什叶派的平权要求与伊朗的扩张威胁挂钩,以争取美国的背书。

三、石油瓶颈与社会脆弱性

  收回阿美公司为沙特带来丰厚收入预期的同时也赋予后者维护石油输出安全的责任。石油收入促进了社会综合发展,扩大了政权与社会的背离。随着国际市场供需关系扭转,出口国对油价影响力下降,沙特陷入新的政权合法性危机。
  1973年,沙特等产油国采取减产禁运措施,国际油价从不到3美元飙涨至12美元。沙特外汇大增,各种进口消费品提高了民众生活水平。随着石油权益的扩张,沙特政府也不得不增加三方面的安全支出。其一,弥补美国削减军援的空缺。在波斯湾“双支柱”战略下,美国对沙特实施军事援助,数额从1970年的不足1600万美元涨至1972年的3亿多美元。石油危机打击美国经济,也削弱了后者的援助能力。1975年沙特与美国达成20亿美元军火交易。在此之前,美国施压以色列与叙利亚谈判戈兰高地归属问题,施压巴列维伊朗承认巴林主权,作为交换,沙特解除石油禁运,承诺平抑油价。其二,维护石油路线安全。1970年代,海湾双支柱沙特和伊朗联合出兵,帮助阿曼政府镇压由埃及和南也门支持的佐法尔地方叛乱。此外,沙特还加入美国支持巴基斯坦等北层防线国家,抵御苏联南下直接威胁石油运输路线。其三,输出保守主义。石油危机后,地区国家分化重组,阿拉伯民族主义从此式微,伊斯兰主义起而代之。1970年代末,埃及与以色列和谈,伊朗爆发革命组织激进阵营,美国则发布卡特方针,第五舰队进驻波斯湾。失去调节美沙关系的杠杆,沙特的地区外交更趋保守,组建海湾合作委员会,扶持地区温和派阵营。另一方面,伊朗输出革命和破坏朝觐,为沙特收缩国内政策和打击国内什叶派提供了正当借口。
  石油收入培育了沙特社会的多元发展,却未能改变对单一石油的依赖。石油外汇对社会的改造首先体现在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巨大变化。石油开发后,外国劳工涌入,城镇化进程开始。1960年代开始,进口食品和现代医疗条件输入,沙特人均寿命大幅提高,加上沙里亚法对多子家庭的鼓励,沙特人口从1950年的310万快速增长到2011年的2800万,几乎每20年翻一番。与此同时,沙特城镇化水平也迅速提高至85%。截至2014年,在沙特的外国劳工超过1000万,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南亚和北非国家,来自欧美的也在10万人以上。高自然增长率加上国外劳工输入,共同造成沙特人口年轻化的特点。2012年,沙特25岁以下人口占50%,30岁以下人口高达70%。人口爆炸也推高了国内石油消费,2015年国内燃油消耗占其当年产量的1/4,且仍以每年7%速度递增。年轻人口还推动地产及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快速发展,后者构成非油经济的主干,是政府和私人的主要投资标的。但是沙里亚法的自我设限,如规定公共场所男女隔离以及对一些非清真行业的禁忌,严重阻碍本地人口获得相关劳动技能,抑制国内消费市场进一步发展。沙特人不得不每年消耗大量石油外汇,到国外度假、娱乐和接受现代教育。本地劳动力技能匮乏成为阻碍沙特经济多元化努力的最大障碍。2008年时,外国劳工占据了沙特2/3的就业岗位,在私营部门这个比例更高达90%。据估计,适龄沙特人中只有约40%处于完全就业状态,其中大部分在政府部门。公务员薪资和社会福利补贴构成沉重财政负担,加之社会新增就业有限,沙特从2000年开始尝试推动工作岗位的本地化。
  随着国际市场供求关系逆转,沙特对石油收入的过度依赖又放大了政权的脆弱性。当供不应求时,影响价格的主要因素是产油国的战争和革命。19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伊朗作为欧佩克中人口大国代表,对油价提出更具革命性的要求。沙特人口较少,是欧佩克中的建制派,承诺扩产平抑油价,不仅借机完全收回阿美公司,坐享超额利润,而且填补了伊朗限产留下的份额,在1980年达到日产1000万桶水平,成为欧佩克中无可争议的霸主。两伊战争初期,高油价刺激英国、墨西哥、加拿大等国加入石油出口,西方工业国在经济危机后消费需求被抑制,转向新能源,因此国际油价很快掉头下行。1986年,沙特等海合会国家扩大出口试图加快两伊战争结束,导致油价暴跌。沙特被迫接受欧佩克生产配额,设立石油储备基金,向下游提炼和化工环节扩张,以对冲原油价格波动。此后近20年,国际油价基本保持在20美元下方。2003年至2014年,一方面,伊拉克战争和伊朗核危机突出供应短缺预期,另一方面,中国等新兴国促进了需求端增长,油价进入单边上涨阶段。但是油价上涨对沙特未必是好事。首先,国内消费不断扩大,吞噬了沙特在此期间的产量增幅,沙特人均GDP一直没能恢复到1985年的高点。其次,油价高涨取消了劳务市场本地化的必要性,石油依赖的风险持续积累。此外,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全球权力重心发生东移。作为美国国际秩序的长期拥护者和受益者,沙特将不得不适应国际秩序新的调整。

四、阿拉伯之春与再国家化变革
 
  阿拉伯之春摧毁沙特政权所依赖的国际建制。尝试维护既有秩序受挫后,沙特加速调整内政外交,探寻政权新的定锚。新王储萨勒曼试图同时改革两个同盟关系和石油经济,推进建国时未竟的国家化进程,以重塑政权与社会关系。 
  沙特曾尝试维护美国主导的既有国际秩序,但屡屡受挫。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战争及之后的民主化改造摧毁了既定地区秩序的社会基础,导致地区激进伊斯兰运动的崛起。沙特尝试以教派冲突来描述伊拉克等地的冲突,以此部分抵消地区反美情绪,结果促进了极端主义的扩散。美国宣布亚太再平衡战略后,沙特积极向美国输血,有意承担美国驻军成本。2010年,沙特向美国采购600亿美元军火。然而美国放弃穆巴拉克,不仅直接削弱沙特阵营,也暴露了美国地区政策的无底线。奥巴马政府放任什叶派力量进入叙利亚,力推伊核协议达成,进一步将沙特逼入死角。感觉被抛弃的沙特开始地区冒进,连续多年扩张军费开支,展示与伊朗对抗的决心,甘冒国内宗教阻力接近以色列,对巴林、也门实施武装干涉,支持地区逊尼派激进力量对抗什叶派,支持埃及塞西政变,以及组建阿拉伯联军和逊尼派反恐联盟。2015年3月沙特领衔阿拉伯联军开始空袭也门,安全开支快速膨胀,外汇储备一年内下跌超过1300亿美元。在全球反恐形势下,尤其在欧洲难民危机爆发后,欧美纷纷指责沙特等国资助恐怖组织。相形之下,伊朗与俄罗斯结成的什叶派反恐联盟不仅借反恐占据了伊斯兰国的大片地盘,而且成了新的国际秩序的建构者。也就是说,沙特与伊朗这对欧佩克中的主要竞争对手即将在新的国际建制面前发生地位逆转,而沙特绝不能接受这样的安排。
  沙特单边扩产维护本国市场优势地位的努力也告失败。直到2005年,沙特仍是原油第一生产大国,产量分别是美国和俄罗斯的1.7和1.1倍,扮演稳定油价产量浮动国角色。金融危机后,俄美两国都试图通过扩大石油生产来摆脱财政困境。2009年,俄罗斯产量超过沙特,美国凭借页岩油更将在2018年产量超越俄罗斯。不仅如此,美俄两国还分别帮助伊拉克南北方恢复石油生产和出口。2014年,伊拉克向美国出口原油量超过沙特。此外,后伊核时代的伊朗也将很快恢复产能至制裁前水平,而且制裁期间伊朗已经储备了数亿桶原油,可以不计成本抛售。雪上加霜的是,中国等新兴国家进入产业升级阶段,经济增速放缓,原油需求下降。2014年中,国际油价开始单边下跌。次年,沙特放弃配额扩大生产,增强与消费国原油提炼合作,试图以此挤出竞争者。沙特石油具有两项关键优势,一是储量惊人,采储比仍在70以上,二是开采低廉,每桶成本最低还不到3美元。执行低价抛售计划使沙特承担了2000多亿美元损失。尽管如此,沙特并没有彻底挤垮美国页岩油,低价竞争迫使许多页岩油企业开发出成本更低的开采技术。2016年年底,沙特和俄罗斯发起欧佩克和非欧佩克产油国达成限产协议。协议经过多次延期,终于使油价从30美元以下反弹并维持在50美元上方。美国尚未加入限产协议,油价回升更意味着多超额利润。就石油而言,美国不再是沙特所依赖的建制维护者,而是规则的破坏者。
  沙特国民对政权的信心随外汇储备快速流失。低油价和限产导致沙特经济陷入停滞,2017年甚至出现负增长。阿拉伯之春爆发,沙特面临失序的巨大不确定性。阿卜杜拉国王时期,沙特政府不惜代价,试图同时维护既有国际秩序和国内稳定。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2011年至2015年春,沙特援助埃及、约旦、巴林和阿曼等温和派阵营国家的金额达到227亿美元。此外,沙特还暗中支持黎巴嫩、伊拉克、利比亚和也门等国的某些派系,为其提供定向援助。国内维稳的开支尤其巨大。穆巴拉克下台后不久,沙特宣布1300亿美元的社会补贴计划,并声称还将投入另外4500亿美元改善民生。政府密集投资多个住房和道路建设项目,以缓解饱受诟病的住房难问题。为稳定政局,政府还提高了对公务员和王室家族的补贴。其中,仅王室补贴一年就达130亿美元。然而,这种无差别补贴是低效和不可持续的,浪费了政府应对国内最突出的青年问题的资源。自2003年以来,沙特政府通过阿卜杜拉国王中心下设的“宗教与文化对话委员会”,利用社交网络推进青年和妇女有序参与社会,还每年推送约10万青年留学欧美。但是这种虚拟参与方式已经很难满足青年现实要求。沙特目前实际失业率约为30%,未来10年还将有超过190万人本地大学毕业生和留学归国人员加入求职队伍。就业困难,年轻人对生活成本上涨就会更加敏感,导致青少年犯罪率上升。萨勒曼国王时期,政府提出通过削减各项财政补贴、开征增值税、发行伊斯兰债券等方式筹集520亿美元用于发展私营部门,希望在未来5年新增120万就业岗位。但是两年多来,沙特私营部门没有表现出任何投资增长势头。相反,外汇储备加快流失显示正有大量资金外逃。王室内部对削减补贴也表现出抵制情绪。
  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主导推动的国家变革首先针对沙特长期积累的体制问题。前国王阿卜杜拉倾向自由派,为阻止苏德里派的集权倾向,曾经进行针对性的机构和人事布局。2009年,他设立效忠委员会,将家族非正式集体磋商决策机制化,2013年又跳过了前面几个兄弟将势单力孤的默克林提拔为第二副首相,而该位置一般是留给副王储的。保持王室虚弱有利于维护政权两个同盟,但不利于政权快速应对阿拉伯之春中真正的社会危机,也就是青年问题,而且瓦哈比派和美国盟友也已被证明不仅不再可靠,还成了沙特应对青年问题的障碍。作为应对,萨勒曼国王以默克林和内耶夫的正副王储搭配获得苏德里派系和效忠委员会内过半数支持,顺利继位。上台后,萨勒曼就向最喜欢的儿子穆罕默德•萨勒曼转移权力,由他负责皇家法庭和国防部,而这两个职位本来应该是由国王本人和王储默克林兼任的。2015年4月,支持对伊朗采取缓和政策的默克林辞职,同月,持类似立场的费萨尔外交大臣去世。内耶夫继任王储后,依然没有得到多少实权,相反穆罕默德成为新组建的经济与发展事务委员会的总负责人,统摄政府全部31个部门中的22个,以集中应对就业、住房和民生问题。
  如前所述,由于双支柱的存在,很多精英阶层对王室的忠诚是有所保留的。也正因此,大肆集权成了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推进激进改革的必要保障手段。过程中,他也充分利用了多个派系之间的矛盾,打拉结合,避免吸引过多火力。2015年4月空袭也门以及2016年初与伊朗断交,为萨勒曼打击自由派赢得了国内保守势力的背书。2017年4月伊斯兰峰会与美国签署军火大单以及6月的卡塔尔断交风波都高调借用了国际反恐的名义,为7月突然撤换负责反恐事务的时任王储纳耶夫争取到美国的默许。此后,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又摆出要改革保守宗教的姿态,以安抚和迷惑自由派。9月,沙特解除了妇女不得驾驶的禁令,同时也降低了街头着装规范的执行要求。10月,沙特以控制极端主义为名,召集宗教学者讨论修改某些伊斯兰教义。11月初的也门导弹袭击和黎巴嫩总理辞职事件充满了突发性,吸引了国际关注,为沙特国内的安全紧急措施打了掩护。连夜成立反腐最高委员会授权突击抓捕王子和高管起到了一石三鸟的效果。其一,完成了对自由派的关键清洗,打击了潜在政敌,削弱了美国对沙特政权的控制。其二,罚没收入补充了国库,树立了政府权威,遏制了资金外逃。其三,此举料将促进国内私营部门发展和阿美公司海外上市估值。摆脱对自由派和美国的依赖后,也能为沙特改革传统社会风俗,发展多元经济减少些阻力。然而在推进社会改革的同时,王储仍然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在红海沿岸建造智能新城,集中管理资源和风险,先行先试,以避免全面开放对保守社会造成过大冲击。

五、结语

  1. 这次变革与以往历次显著不同,王室集权首先成为改革突破点。
  沙特历史上曾经多次推动经济私有化和多元化,但都失败了。究其原因,石油收入抑制了广泛改革的动力,而石油依赖的根源还在于,王室脆弱,尚未摆脱对两个同盟支柱的依赖。国际石油市场供过于求和国内人口持续膨胀的长期趋势已经确立。不管主观意愿如何,去石油化正以石油收入下降的方式真切发生。民众在等待政府提供基本的公共安全和社会服务。鉴于政权的经济支撑已经发生转移,而两个盟友均未能对阿拉伯之春作出及时有力响应,沙特这次去石油化的努力关键在于实现王室集权。沙特要在短时间内摆脱对石油收入的依赖或者将过于宏大的改革计划全部付诸实施都将非常困难。但是,一旦王室集权巩固,政权完成合法性支撑转移,改革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大半。
  2. 穆罕默德王储的强势崛起反映了沙特国内社会激进化的现实。
  几十年来,沙特底层生活水平停滞不前,民众被拒绝参与社会,政府补贴越来越难以为继,物价持续上涨,甚至出现了少数公务员兼职开Uber补贴家用的情况。穆罕默德王储作为萨勒曼国王最喜欢的儿子,完整继承了父亲治国理政的经验和资源。作为35岁的年轻人,王储精力充沛,是公认的工作狂,善于听取意见,执行力强,是推进去石油化和社会自支持发展的理想人选。国内70%人口的改革要求为王储集权提供了合法依据,而王储的变革计划也集中反映了年轻人不满现状、挑战建制的强烈诉求。事实上,王储海外用兵和国内反腐都强化了改革是动真格的印象,增进了沙特年轻人对改革的信心和支持。王储建立起政权与社会的直接互动,重启了沙特建国时未竟的国家化进程。
  3.政局稳定后,沙特将以更大的自信和自主回归温和的地区政策。
  王储的国内集权和地区冒进充满危险性,却依然得到美国和诸多地区国家的支持。究其原因,一方面,沙特依然是地区最大稳定器,是地区温和派阵营中更脆弱国家的最后倚靠。沙特政权失败或爆发革命,地区将陷入更大规模的动乱。另一方面,王储是实用主义者,较少意识形态束缚,不排斥与以色利合作。尽管作风保守,不抽烟、不喝酒、不去国外休假,王储不是原教旨主义者。萨勒曼国王就任利雅得省长时通过对外合作,合理规划、招商引资,将利雅得从一个缺少石油资源的贫困小镇建设成为国际大都市。在父亲的熏陶下,王储从小喜欢日本文化,关注高科技,认为科技是解决地区社会转型和安全困境问题的终极方案。广谱属性使他能够轻易超越国内派系政治,而民众的广泛支持也将支撑他在与瓦哈比派和美国的三边关系中居于更主动的地位。在地区美俄加大投入、教派竞争下降的情况下,未来沙特将大概率从当前的地区冒险收缩,回归到传统的温和政策,这是由其国家利益所决定的。地区冒险只是王储在国内激进化背景下,为王室集权赢得社会支持的必要之举。尽管近来油价略有回升,但是“愿景2030”、智慧新城等宏大计划才是沙特调控社会预期,促进社会参与的主要工具。无论是石油经济还是多元发展,沙特都需要地区稳定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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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卫婷,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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